要点：1、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四位巨匠因其所处的环境、所受教育的差异，他们的文笔我们今天看起来，肯定会有相当的差距。这首先是南北的差异，其次是文化学养的差异，以及现代和当代语言表述的差异。2、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应该是文笔、内涵、思想深度、人文境界、对人生、社会、历史的体验高度完美的结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并不等于文笔，这是两码事，文笔只不过是文学的形式而已。3、韩寒确实有他过人之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但是韩寒的小说，尽管有那么多粉丝支持，热捧，假如除了韩寒的年轻帅气、出口狂言、性格叛逆、喜欢标新立异这些能够赢得某些80后的认同之外，假如除去这些，韩寒还是今天的韩寒吗？韩寒又有哪一部作品真的能够成为“文学”而名垂千古呢？4、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一个是以文学之名，躲避崇高，千方百计地毁灭文学的本质，企图使文学成为某种尽情发泄式的语言躯壳，从而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一个则是以历史为基础，以评论为导引，鼓励人们阅读文学，热爱文学，使文学成为熔铸民族灵魂的精神食粮。

    近日风闻韩寒和陈丹青对话，月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四位已经“盖棺论定”的作家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因我素不喜欢凑热闹，在随意浏览之后，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老同学、好友浩歌约我对他批驳韩寒观点的论战文章略作评论，这里谈我对“浩寒论战”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我对韩寒关于“文笔”的观点的看法：基本赞同。

    韩寒和陈丹青认为：“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钱钟书当然学问好，见解也好，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 “这些人最差的就是文笔，自己一点都不能读下去，这些人的很多作品根本不应该放到语文课本里让学生背诵”“其实我们背诵都是描写得特别差的东西，然后在那里背诵，所以写文章一开始写成这样，如果当时放一些钱钟书的东西，中国的学生作文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毋庸讳言，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四位巨匠因其所处的环境、所受教育的差异，他们的文笔我们今天看起来，肯定会有相当的差距。这首先是南北的差异，其次是文化学养的差异，以及现代和当代语言表述的差异。比如我读茅盾，感觉总不如老舍流畅，为什么呢？茅盾是浙江人，语言和行文方式肯定和北方人有所不同。巴金、冰心分别是四川、福建人，童年的语言环境，对其一生影响甚大，所以，茅盾、巴金、冰心作为“南方人”，如果以北方北京方言为坐标，他们的语言的文字表述即文笔，读起来肯定从潜意识的第一感觉会是略有生涩，就像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一样。

    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京味京腔，但老舍出身于下层，完全没有茅盾、巴金、冰心童年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文化底蕴，从“根”的角度说，又不及上述三位，所以，茅盾、巴金、冰心的地域造成了他们文笔的第一障碍，老舍的贫苦的童年，又造就了他先天的底蕴不足。这是四位文学巨匠文笔稍逊的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读《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总感觉言不尽意，不如《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含蓄与自然；读《家》《春》《秋》，同样写大家族，但远没有《红楼梦》叙事的丰满与明畅；在《寄小读者》系列中，你可能会被冰心那圣母般的挚爱所感动不已，但绝对无法体会到同时期的风流才女石评梅的才华横溢；老舍写人物、写感情、写老北京很不错，《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读起来京味十足，后者诙谐幽默，更像是说场的评书，但却明显缺乏文学优美而深刻的笔触。一句话，读完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尽管这是翻译的作品，读罢再反观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然后再去体会韩寒、陈丹青的看法，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看了。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语言表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名物称呼，和过去大相径庭，当代的年轻人去读五四那一代人的作品，肯定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我想这也是现代人读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感觉“文笔”不尽人意的原因之一吧。所以，就“文笔”而言，我认为韩寒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二、但文笔和作品的伟大与否，是两码事，文笔充其量不过是形式，为了传播人文，一流的作品完全可能文笔二流。

    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应该是文笔、内涵、思想深度、人文境界、对人生、社会、历史的体验高度完美的结合。这其实只不过是三个方面，即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第一句话，说得就是思想深度、人文境界，第二句话，说得是“叙事”，即对故事来龙去脉的建构，这第三句话，实际上说得就是“文笔”，即表述形式，也就是清代桐城派所力倡之“义理、考据、辞章”。此三者，文笔是最为浅显的，处于作品的表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并不等于文笔，这是两码事，文笔只不过是文学的形式而已，尽管苛求起来，文笔也可以算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却代表不了文学作品本身。比如诗歌，词藻再华丽，语句再流畅，如果内容低俗，描景状物不能传神，恐怕也难以称之为好诗。鲁迅先生说，魏晋时期，是一个“为了文学而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学精神、风格的开创者三曹之一的曹操，所写的诗篇，和汉代的骈文以及诗歌比起来，文笔简直逊色极了，但曹操的诗篇，气度恢宏，精神饱满，道尽沧桑，极少雕饰，居然成为“建安风骨”，开一代风气而名垂千古。

    艺术都是相通的，文学如此，京剧亦如此。程砚秋、周信芳两位先生，唱工虽有特色，但嗓音都有极大的缺憾，但这无损于他们两位在京剧史上的崇高地位。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文学艺术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除了文笔，作家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背景，人生阅历，对世事沧桑的体会，特别是“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所有这些，构成了作家或艺术家的“生活”，一经升华，就成为作品的内容。判断一部作品的人文价值，就是基于这些有机成分所构成的“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诸如“文笔”“嗓音”之类的表层的东西。程砚秋、周信芳先生的嗓子，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一个倒仓，导致绝无办法达到梅兰芳先生的甜润，一个则声音变得永久沙哑。但是，程砚秋和周信芳先生，硬是凭着自己的深刻“内涵”，在唱法上另辟蹊径,最终在京剧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程派”“麒派”长演不衰，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再举一例。比如巴金的《随想录》，（我最近因收拾书房，找出了散落已久的第二集《探索集》，尽管巴老的文笔---李健吾先生曾专门为此和巴金论战----确乎一般，但是我每每翻阅《随想录》，就会引发自己长久的思考。浩歌给我发小纸条的时候，我恰恰正在读《探索集》）一个没有经历过旧中国、新中国，文革前、文革后的毛头小子去看《随想录》，肯定会认为这那里是文学？不仅文笔一般，内容看起来简直就是啰里啰唆，絮絮叨叨，这算是什么文学呢？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和文学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相关的两个小故事。

    一是不久前辞世的著名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评论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张恒寿先生的诗集《韵泉室旧体诗存》的一段话：恒寿先生的诗，假如让一个浮躁的、不懂诗也不懂人生的小伙子去读的话，会认为不过是胡乱写出的一堆顺口溜。但在经历了沧桑的人读起来，就知道这里边有‘味’。（《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48页）张先生是思想史家，写诗肯定非所擅长，因为恒寿先生自己在序言中就承认，闻一多先生说“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思想的深度，肯定会约束语言的表述形式。但张先生绝非不会写工整流畅的旧体诗，从小册子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可以写出对仗极工的五律：“闲步街园草，仰看楼际光”，但为了抒发自己对人生、社会和宇宙的深刻体验，张先生采取了近乎于陶渊明的文学手法。众所周知，陶渊明文笔虽不及陆机、左思，然历经千百年，陆机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岂能和陶渊明相比？

    二是李泽厚先生论及《彭德怀自述》中开卷所讲的彭总小时候，除夕之日举家讨饭度日的伤心往事，指出“这不是文学。这是《彭德怀自述》的第一页。它是彭大将军幼年生活的纪实，是二三十年代文学里并没有很好展现过的真实的苦难和苦难的真实。但多么令人感动，文学的确有愧于此。”（《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238页）彭德怀虽然是共和国战功赫赫的元帅，但他可决对不是文学家，但他虽然不是文学家，因为他的一生“阅尽人家沧桑”，所以，当他用朴素的文笔写下自己童年的苦难经历的时候，连著名美学家，文笔宏壮优美，大气磅礴的李泽厚先生，都不禁惊诧于彭总的描述，从而发出“这不是文学，文学的确有愧于此”的感慨。

     以上两个故事，从侧面论证了文学中在内容而非徒具形式。事实上，唯美的形式并不一定有助于文学精神的传播，而恰恰可能成为某种障碍。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就因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撰写的《爱弥儿》优美的文笔，而妨碍了他领略本书的内容，以至于他恪守的散步时间都被打乱了好几天。再如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文章，连胡适之先生都说写的很不好读而颇有微词，但又有哪一位不承认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上的“宙斯式”的贡献呢？

    为了完成文学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形式已经居于次要地位，至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这样，为了唤起民族觉悟，振奋民族精神，塑造民族灵魂，茅盾、巴金、老舍、冰心，首要的还有鲁迅，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撞击，“救亡压倒启蒙”的双重变奏的时代中，各自从不同角度，用朴实无华，亲切感人，平易近人的文笔去完成时代所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虽然在韩寒看来，以脑筋急转弯式的语言艺术，或以纯粹艺术的抽象标准去要求这四位前辈巨匠，各自文笔似有不足，但四位前辈巨匠作品的宏旨深意，以韩寒之流生活在和平时代、养尊处优的人生肤浅阅历，基于浮躁偏簸的文化学养底蕴，更兼哗众取宠、目空一切的自大性格，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理解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当年的苦心孤诣，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伟大人格，从而更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伟大作品的历史意义。

    三、文笔可能真的需要天赋，但韩寒并非不可及，而茅巴老冰韩寒此生肯定不可及！

    韩寒确实有他过人之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比如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家学，他本人的素养和底蕴，比如韩寒的文笔，确实很不错，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纵横驰奔，嬉笑怒骂，信手拈来，但是他的作品呢？尽管韩寒的文化底蕴和学养也远在一般人之上，但是韩寒的小说，尽管有那么多粉丝支持，热捧，假如除了韩寒的年轻帅气、出口狂言、性格叛逆、喜欢标新立异这些能够赢得某些80后的认同之外，假如除去这些，韩寒还是今天的韩寒吗？韩寒又有哪一部作品真的能够成为“文学”而名垂千古呢？

    单纯就韩寒的“文笔”而言，个人感觉，文笔可能确实需要天赋，这确乎不是一般地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能够获得的，当然不能否认后天学习可以尽可能的提高写作文笔。比如我所教过的中文系的一位学生，白某，长相肯定在韩寒之上，是一位十足的帅哥，他的文笔，也绝对不在韩寒之下（如韩寒以及韩寒的粉丝、铁丝不服气，我马上可以提供这位学生的联系方式，以作证实）。一次，我把白某所写的文章拿给一位铁杆的韩寒的粉丝看，我说，这文章怎么样，这位极其自负的韩丝马上告诉我，老师，这绝对是韩寒写的，他的书我都看过，甚至都能背诵！我听罢很是吃惊，一方面暗自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颇为得意，另外一方面也不禁叹息，韩寒实际上也不过如此！

    所以，韩寒文笔尽管可能有天赋，但是同样有天赋的人，肯定会超过韩寒，至少可以达到韩寒的水平，使韩寒的铁丝一口咬定这就是韩寒的作品。不过，韩寒所批评的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不知道韩寒能够超越吗？我个人感觉，就如同香港和台湾那贫瘠的后殖民地文化土壤中，不可能出什么逸响绝伦的大作家一样，上海滩上这位连大学这样的基本社会化过程都没有经历的小伙子，依靠天赋的文笔和妙语，尽管有王朔般入木三分的犀利，但是仅靠这些能够成为一流的“文学家”吗？凭借多年研读历史的理性，我对此表示高度怀疑。

    四、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绝对无法互相认同，韩寒也全然没有浩歌的历史底蕴和学者风度。

    我和浩歌是小学、中学同学，大学虽不在一个学校，但都读的历史系，因此互相的理解可能会更深一些。我相信历史理性对浩歌的深刻影响，它使得我们从来都是冷静地看待世间发生的一切，即便是“热点”，也能够把它放到历史长河中，立足现在，从过去、未来双向加以把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注定要悄然寂静的，即便在特定的环境下一时风光无比，最终还是注定要黯然失色，这也就是所谓“当时则荣，没则已焉”------一切都必然要经历史的检验：凡是对于历史进步有所付出的，历史也必然会公平地有所回报。这是历史的基本规律。浩歌对文学以及文学史的研究和解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非如此。

    韩寒凭借自己在今天转型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获得的盛誉，肆意妄言，不惜满口脏话，这正体现了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养。韩寒虽然文笔很好，但是他可能到现在都不懂什么叫“文”，什么是“文学”，至于什么叫“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传统”等等，就更不用提及了。韩寒的满口大话，貌似自信无比，傲视一切，但实际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恰恰显示出他的严重的先天不足，也就是因“文化底蕴”的偏簸和缺失。韩寒成长于上海，耳闻目染，“海派”文化虽有熏陶，但因韩寒未能真正上大学而难以把握其精髓，却吸取了不少“海派”的糟粕。韩寒虽未经历“文革”，但又因上海是“文革”发源地和重镇，从他的言谈中不难发现，他身上“文革”的影子随处可见。韩寒很幸运，生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大上海使他视野开阔，从而能够顺利吸收舶来的西方文化。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个“文学韦小宝”，或者“王朔的帅哥版”的诞生，是不言而喻的了。

       所以我认为，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一个是以文学之名，躲避崇高，千方百计地践踏文学的本质，企图使文学成为某种尽情发泄式的语言躯壳，从而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一个则是以历史为基础，以评论为导引，鼓励人们阅读文学，热爱文学，使文学成为熔铸民族灵魂的精神食粮。两者相差太远，绝对无法互相认同，韩寒也全然没有浩歌的历史底蕴和学者风度，浩歌平素谦谦君子，即便痛而反击，那也一定是忍无可忍。纵观浩歌和韩寒之争，确实如浩歌所说，“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是我们这个民族杰出的文学大师，是民族心灵史的书写者，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者，其地位是历史的决定、人民的选择，经过了文学史的检验和评价，颠覆大师贬低大家可笑而且徒劳。”“对中国人公认的文学大师贬低嘲讽，伤害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尊严，对文学大师心怀尊敬之心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涵养，是一个文人的基本修养。”当然这些对于“文学韦小宝”和“帅哥版王朔”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韩寒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可恶的，其实，最可恨的却是拉完了屎还要占着等坑。 ”不知韩寒对后者有无深刻体会？

  《礼记》“礼运”篇，假孔子之口，描绘了一个“大同”理想社会，说“丘之未逮也”，意思是，这么好的社会，我孔丘没有赶得上。这实际上绝对不是孔子对所谓三代之前理想社会的“追述”，而恰恰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对自己心目中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设计”：貌似述古，实乃“创新”而已。

    由此联想到现在网络上存在的一些“左”奴（这里再次声明，“左”奴并不等于左派，“左”奴和左派的关系，好比巫婆神汉比之于道士女冠），还有相当的工人、农民、受压抑的新资本家和个体户，所肆意吹捧的“maozedong思想”和“maozedong时代”。这些人表面上看似拥护毛，但实际上，你要是问他们什么是maozedong思想，他们根本就说不出，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maozedong思想和maozedong。

    那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热衷“拥护”maozedong呢？你说他们不真心拥护毛，那他们拥护的又是什么呢？这和前文提到的孔子描述大同社会，是一个道理。这些下岗工人、农民、受压抑的新资本家和个体户，他们绝对不是拥护原来那个毛，因为你让这些人去过毛时代的生活，没有一个人真的会去，否则，中国大批工人、农民都会想办法去朝鲜，而且，一旦回到毛的时代，新资本家和个体户，别说受压抑，最起码首先得“破产”，因为1952--1956年三大改造之后，私营企业和个体户都没消灭的差不多了，所以有谁会真正的希望自己破产吗？农民也是如此，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因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侧重工业，“三农问题”又凸现出来，农民的生活水平又到了相当困难的时期，但比之于毛晚年呢？还是天壤之别，因为所谓“三农问题”是相对于城市和工业的，而这种“城乡二元体制”，恰恰是毛晚年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囫囵吞枣似的学来的。

    所以，这些人是因为对现实不满，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偶像，这个偶像使用了“maozedong”这个名称而已。因为这些工人、农民、受压抑的资本家所描述的“没有剥削、人人平等、没有腐败、充满友爱、没有下岗，人人看得起病，人人上得起学，人人毛得起房”的乌托邦，绝对不是毛执政的时代的实际情况。一切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人，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虚夸，不美化，就知道，上述所谓“毛的时代”，完全是一些人想象出来的，只是一种充满了幻想的小农理想罢了

    至于某些下岗工人，他们真心回到毛时代，我到比较相信，因为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企业是政府的加工厂，无论生产与否，旱涝保丰收，月月拿工资，看病全报销，尽管他们相对于今天还是穷的叮当响，但是毕竟相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那简直是“九天之上”（梁漱溟先生语），而且，没有任何竞争，无须担心任何心理负担，反正自己高人一等，心里平衡，吃着大锅饭，“习于苟且”就是最大的满足，哪管什么走出国门，民族产业，国际品牌，更别说什么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如果说有人真心的怀念毛晚年的时代，我想也就是这些计划经济的遗老遗少们，只可惜遗老遗少终归是遗老遗少，历史车轮任何人无法阻挡，遗老遗少们尽管拼命地回想和美化，相信的人终归是越来越少，连党的十七大报告，都明确树立了一面旗帜、一条道理、一个理论体系，要想把这条路线像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荒谬理论一样，恐怕只能是在睡梦中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快结课了,这最后几周,集中讲授建国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主要是"两文一会",即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下周开始,即将展开讲授1957--1976年之间的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历程,备课中,阅读了一些关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材料,不禁又联想起了1919年"五四"运动,感慨系之.
    "五四"和"四五"均以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而载之史册.两者虽然时代背景并不一样,但都代表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或者说中国民众的意愿.这意愿,不仅是主观的,更是客观的."五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最终引发了以上海工人阶级为首的全国22个省的"三罢"运动,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自觉地登上历史舞台并显示了巨大的阶级力量,迫使腐朽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基础,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四五"运动,则是在十年内乱,极左路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危难的时刻,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契机,为粉碎"四人帮",结束祸国殃民的"文革",为邓小平复出,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
    爱尔维修说过,当历史需要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如果没有,历史会把他造出来.同样的道理,当历史不需要某一个事件的时候,即便发生了,它也只不过如彗星般匆匆划过,尽管它也照亮了局部夜空,终究是匆匆过客.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事件的肯定与否定,虽然一时可能会因某些个人因素或群体因素有所波动,但对于历史来说,终究还是要看这一事件对于历史所起的客观作用:即当时的社会实际(也就是国情),需要不需要;当时的人民客观上(决不是主观上,如跟着瞎起哄)需要不需要.如果需要,则其历史作用必然是积极的,值得历史肯定;如果社会实际、人民的客观愿望根本不需要,则这样的事件被抬高甚而至于歌颂,充其量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人们平常所说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就是一种社会情绪,人们的主观愿望,表现为对现实社会不满,可是尽管不满,要骂娘,但毕竟碗里有肉,人们也只能是骂骂娘,发发牢骚而已.在"有肉"的前提下,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是决不会怎么样的,至少几十年之内,只要"碗里有肉",是绝对不会怎么样的,这就是民众的"客观需要",这个"有肉"其实也就是稳定、安居乐业、社会有所发展、有所进步.一句话,非到缺粮断炊,是决不可能揭竿而起的.
    联想起汉初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及其追随者肯定有他充分的理由,然而汉初大局已定,作乱的结果,只能是被周亚夫平息之后,沦为历史笑柄,因为当时的社会实际和人民的客观愿望并不需要再改朝换代.再如明初"靖难之役"之后的朱棣诛杀方孝孺,朱棣犯上作乱,其罪不容赦,然而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请当时天下大儒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不肯起草,痛斥朱棣,被诛十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方孝孺,那一定是抱定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大义凛然,一心要"名垂青史".可是结果呢?历史给了方孝孺事件什么崇高评价了吗?和岳飞、文天祥乃至于谦,以及近代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相比,方孝孺"精神"的历史地位又何足道哉?!同样是弘扬"正气",其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方孝孺所为,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人民客观需要.在专制主义的明朝,皇帝到底是该朱棣当,还是应该朱允文当,这是朱家的私事.为帝王家私事而不惜被诛十族,这是典型的自以为是,书呆子,尽管方孝孺本身确实怀有知识分子的崇高气节,可这气节实在是有些"不识时务",未免太狭隘了些.
    说起"识时务者为俊杰",曾几何时,这句话被误读为"投机"的座右铭,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所谓时务,又可称为"时势",其实就是社会实际和人民的客观需要,认识到所处时代的"时务",就是俊杰,否则就是笨伯.汉初的贾谊和清末的康有为,前者不识时务,后者虽识时务却无法把握之,终为时务所误.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古今一理,今日之中国亦然.纵观当代中国,其最大时务,不过发展生产力而稳定社会,这是孙中山到邓小平,几代仁人志士的经验积累.历经近一个世纪沧桑的,特立独行的新儒家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在耋耄之年总结其一生救国经验,就是希望"一个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一口气,搞经济建设,搞它几十年"(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这其实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中国现在处于"训政"时期(即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核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等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乃至文化水平、政治水平有较大提高之后,才可能会实现真正的"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不过如此.纵观近现代史,蒋介石一直坚持先所谓"军政"统一全国,然后"训政",他所确定的这一方向没有错误,但是他根本没有做到.孙中山先生的"军政",最终由毛泽东主席实现,但毛泽东却并没有顺应历史潮流,及时把"军政"时期转入"训政"阶段,这是他晚年的重大失误.几经曲折,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训政"时期,而1976年"四五"事件,则是中国历史转型入"训政"时期的重要转折点.在"训政"时期开始之后,邓小平制定了"基本路线",这是整个"训政"时期的根本大纲,任何违背"训政"时期这一大纲的理论观点,都是"不合时宜"或"不识时务"的,同样,任何违背"训政"时期大纲的做法,或者希望很快结束"训政"时期,迫不及待地转入"宪政"时期的做法,都是违背当代社会实际和人民客观需要的,从而最终不过区区闹剧尔.
    以这个标准去衡量"五四"和"四五"两个不同时期的"天安门事件",可知其何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意义深远.同样以此标准,去衡量别的什么事件,则可知其是否"合时宜""识时务",到底是一厢情愿,还是真的符合历史潮流,从而也"意义深远"了.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离开我们已经十六个年头了。他为我们党制定和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万代的千秋大计，是留给内蒙古和全国极其珍贵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财富，草原人民永远敬佩和怀念他。 1952年11月，乌兰夫在政务院159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报告》，提出：内蒙古草原实施“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早在1947年5月1日起施行、由乌兰夫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施政纲领》，也提出过“保护牧场”的要求。乌兰夫对于实施“保护牧场”的政策，是坚定明确的。 内蒙古草原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保护牧场，就是维护草原的生态环境，积极稳步地发展牧业生产，尊重草原上数百万蒙古族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垦殖草原，则是破坏生态环境，把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族牧民群众驱赶出家园，使他们流落异乡，遭受苦难。这是一道极其鲜明的分水岭，是从古至今、颠扑不破的道理。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历史上，内蒙古的许多地方是林木茂盛、水草丰美、风景宜人的草原。“四大沙漠”出现于什么时候，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证；而“五大沙地”①则是没有的。公元413年，匈奴大夏王赫连勃勃巡游到鄂尔多斯高原的纳林河(当时称黑水)、无定河(当时称朔方水)，赞美这里的风光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②。北宋诗人欧阳修奉使契丹，路经赤峰地区，作有“深山闻鹿鸣，林里有生风”的诗句。据《职方图考》和《中堂纪事》载：十三世纪，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生长着大面积松林，“山多林木，水鱼虾”。 内蒙古草原遭到破坏，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清代初，清朝政府有“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垦殖，违者照私人开垦牧场例治罪”的规定。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代表与美、日、英、奥、法、意、俄、西、荷、比、德十一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清朝政府为搜刮钱财，同年11月26日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来内蒙古地区进行历史上范围最广、面积最大的草原垦殖。清朝政府夺占草原广大蒙古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牧场，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迫使牧民群众离开家园，流离失所。贻谷在《蒙垦陈诉供状》中承认：“不垦牧地，则无可垦矣”，“不垦蒙地则已，垦则蒙人必有怨者。” 此后，北洋军阀袁世凯、东北军阀张作霖、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等，都在内蒙古草原上大规模放垦。 有压迫就有反抗，蒙古族人民反抗垦殖的正义斗争风起云涌，同我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融汇在一起。其中，伊克昭盟以席尼喇嘛为首的“独贵龙”运动，科尔沁草原嘎达梅林领导的牧民抗垦起义运动，都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反垦荒、图生存的愿望，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1943年，国民党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大兴军垦，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大批被驱赶出家园，背井离乡地流离失所。鄂尔多斯蒙古民歌有一段悲凄的字句，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情景： 绿色的草原啊， 被犁铧头尖尖把胸膛挑破； 背枪的人过来了， 踏着牧民的血泪把种子撒播； 他们不是种粮食， 是在播种饥饿……… 由于陈长捷的倒行逆施，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伊克昭盟事变”⑧。毛泽东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乌兰夫制定、实施保护牧场的政策，不仅以史为鉴，而且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内蒙古草原的土质不适宜耕种，如果在草原上搞种植业，极易造成土地的沙化，而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内蒙古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但也存在着脆弱的生态劣势。内蒙古横亘祖国的北部边疆，处于西伯利亚冷空气侵入的要冲，冬季漫长、严寒，无霜期短；大部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贫瘠土壤多，土层薄，土壤多为砂质壤土和砂土，抗风蚀能力弱，土壤缺乏水分，养分含量低，水资源贫乏；天然降水量集中于夏季，冬春雨水少、风沙大。全自治区的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其中：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年降水量为37毫米，仅为东部鄂伦春自治旗年降水量486毫米的1／13。内蒙古的生态条件脆弱，存在着发生土地荒漠化的潜在因素。如果把内蒙古草原的沙土地辟为农田，破坏沙质草地的天然植被，肥土在风力作用下被吹失，沙物质移位，土地被沙土所覆盖，沙质土地就会逐渐变为沙丘，造成草原荒漠化。 1960年，中央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盲目地搬套中原农村地区的经验，把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视为“荒地”，在大兴安岭以北牧区开垦十多万公顷草原，其中：不适宜种植的沙地2万多公顷，牧场和打草场9万多公顷，引发了牧场纠纷，直接侵犯了当地蒙古族牧民群众的利益。当时的中央农垦部长王震，曾经来海拉尔处理问题。以乌兰夫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党委，提出了《关于调整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以北牧业区农牧关系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63年8月批复同意，将已垦殖的十多万公顷土地，除少量留作饲料地外，大部分封闭，妥善解决了在牧区错误地进行垦殖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同年还批转了《关于少数民族牧业区工作和牧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指出：草原“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不要把草场看作荒地”。中共中央在上述两个文件中，纠正了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批驳了那种把草原视作“荒地”的荒谬认识，从而明确地支持了乌兰夫制定和施行的保护牧场政策。 乌兰夫在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旧的习惯势力的重重阻碍。长期以来，一些人既不考察内蒙古草原历经沧桑的发展史，也不实地观察草原生态的敏感性和环境的脆弱性，而是顽固地鼓吹“草原垦殖”的歪理邪说。他们胡说：从狩猎到养畜，是生产手段的一大进步；草原上从养畜到农业种植，是生产手段“进化”的必然趋势。他们的目的是：消灭草原，妄图彻底取消畜牧业生产。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在西伯利亚大面积垦荒所取得的“成就”。事实证明：垦殖草原，是一条草地资源退化、沙化，草原生态恶化、荒漠化的危险之路。原苏联的赫鲁晓夫在西伯利亚大面积放垦，造成土地大范围荒漠化，后果极其严重。 196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在海拉尔视察，赋诗批评赫鲁晓夫滥肆垦殖草原、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错误。朱德委员长在他的光辉诗篇中写道： 竟有世界经济家，开垦草原为民害； 沙尘飞扬数万里，顺风吹出无国界④。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关于保护草原、反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观点，同乌兰夫实施的保护牧场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一些人不愿意看到内蒙古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趁乌兰夫出访东欧之机，于1964年冬来到内蒙古。李雪峰歪曲内蒙古是“一潭死水”，攻击内蒙古党政领导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行尸走肉”，并公然咒骂蒙古族人民，胡说“蒙”，就是“糊涂的意思”⑤。他还指派一些人去科尔沁草原进行所谓的“调查”，荒谬地提出什么在科尔沁草原大面积垦殖的“意见”。李雪峰等人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恶意挑衅，是对中共中央关于保护牧场方针的肆意攻击，是对广大牧区蒙古族人民合法权益的故意侵犯，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蓄意破坏。乌兰夫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科尔沁草原放牧着百万头(只)牲畜，如果在这里垦殖，那么多牲畜安置到什么地方?乌兰夫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李雪峰等人关于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坚定地维护了由中共中央批准、草原人民坚决拥护、经实践检验完全正确的保护牧场政策。 “文革”开始后，乌兰夫坚持的保护牧场政策，被当做“黑线”、“流毒”揭批，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则肆无忌惮地疯狂进行。仅数万知青在锡林郭勒草原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使相当多的耕地成为亩产不足百斤的低产田，60多万亩耕地弃耕。 “文革”中，内蒙古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已固定的沙丘活化，一些村庄被沙漠吞没，成为不毛之地。群众痛心地说：“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据测算，开垦一亩牧场，会引起三亩草地退化。伊克昭盟在全国解放后开垦草地600万亩，造成沙化面积1800万亩。草原风蚀荒漠化的危害，是沙进人退。伊盟鄂托克旗2203间房屋、3312间棚圈和1438眼水井被流沙埋压，698户农牧民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世代代久居的家园。 飓风使沙漠掩埋铁路，乌达至吉兰泰的火车多次脱轨；从乌海至托克托县的黄河干流段，每年风力输沙达三亿多吨，使黄河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内蒙古草原大面积退化，成为贫瘠土地、低劣或有毒的草场，鼠害、虫害频频发生，草原的生产力下降，家畜品种退化，商品率低，死亡率高。 1970年，内蒙古仍然盲目地继续搞草原垦殖，并提出什么牧区“社队粮食自给”、“牧民不吃亏心粮”等错误口号。 1970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内蒙古革委会一负责人汇报：内蒙古牧区正在垦殖，并提“牧民不吃亏心粮”口号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立刻插话严肃地批评说： “内蒙古怎么能提‘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呢?牧区发展畜牧业就是对国家的贡献。”⑥ 周恩来总理的明确指示，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作用，打击了在内蒙古滥肆垦殖草原的歪风，而保护了牧场，强有力地支持了乌兰夫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为贯彻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内蒙古党委于1971年10月18日颁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于1985年颁布施行，第十条规定：“严格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至此，乌兰夫制定和实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周恩来赞同和支持的保护牧场政策，就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获得了肯定。 然而有法不依、继续垦殖草原的问题仍然存在。1995年7月，全国政协调查组在呼伦贝尔盟发现，近几年垦殖草原的问题仍较严重。据估算，共开垦草原20多万公顷。 继续垦殖草原造成的土地荒漠化问题是严重的。1885年，内蒙古商都县是纯草原地区，既无农田，也无沙漠化土地。从1915年开始大规模垦殖，在20世纪40年代末，沙漠化面积为8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5.4%；80年代末，沙漠化土地为100万亩，占此时耕地面积的32.4%⑦。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拉盖开发区，一直以开垦种植为主，不仅难见经济效益，而且造成草原生态的严重破坏。⑧ 1992、1993年，发生了一起破坏阿拉善草原生态环境的恶性违法事件。我国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据《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环境报》、《中国绿色时报》、《北京青年报》载：某省在额济纳河⑨上游截流，致使额济纳河断流，造成有322平方公里水面的居延海干涸，逐渐变为沙漠，阿拉善盟举世闻名的胡杨林成片枯死；1995年，沿额济纳河水道的1548眼水井，有1018眼干枯。当地的大量蒙古族牧民被逼举家搬徙，沦为“生态难民”。 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由于阿拉善草原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极端恶化，阿拉善盟境内的巴丹吉林、乌兰布和、腾格里三大沙漠更加逞凶肆虐，于是，阿拉善地区成为我国华北蔓延沙尘暴的源头。沙尘暴又称“黑风暴”，作用于大风天气，与土地的荒漠化密切相关。专家称：土地荒漠化是地球的“癌变”。 2000年1月1日，北京遭到了沙尘暴的袭击，是近些年遭受的最严重的沙尘暴。北京市天空阴沉，大风劲吹，沙尘滚滚，混沌一片，这一罕见的黑色风暴震动了北京。据气象部门统计，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发生5次沙尘暴，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仅2000年一年就有15次之多，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处于沙尘暴的威胁之下⑩。媒体报道，朝鲜、日本和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也受到了中国沙尘暴的影响。距北京70公里北方的一个县，近几年发生一种怪现象，一座又一座大沙丘突然出现在眼前，它是从空中降下来的数十万吨黄沙，人称“飞行的沙漠”。在居民住房的近旁，沙丘同房屋一般高。 据测算，近年来我国每年因风沙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人民币。 我国沙尘暴的肆虐，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沙尘暴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荒漠化，它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结果，是人为活动因素导致的。为了消除沙尘暴的根源，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内蒙古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工程已经启动。此时此刻，草原人民更加怀念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无比敬佩他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远见卓识和革命风范。 注释： ①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库布齐四大沙漠，毛乌素、浑善达克、乌珠穆沁、科尔沁、呼伦贝尔五大沙地。 ②《太平御览》卷五五五，中华书局版。 ③陈长捷以解决军粮为名，强行开垦草原，引起伊盟七旗的一致反抗。陈长捷派兵镇压，伊盟盟长沙王府的保安队在沙漠地带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国民党军队侵入沙王府，逢入便杀，大肆抢掠，掘地挖窖，洗劫一空，并且把附近召庙的财物、神像，牧民的牛羊、马匹都掳掠而去。保安队护沙王进入陕北解放区，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蒋介石被迫停止放垦草原，并撤销了陈长捷的职务。 ④《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506页。 ⑤塔拉：《平凡的一生》3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⑥《内蒙古地方志》1996年第2期第32页。 ⑦《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第100、1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解放日报》2004年12月20日载。 ⑨额济纳河为祁连山消雪、消冰和雨季洪水下泄的季节性河流。它流经某省称黑河，自南向北流入额济纳旗，称额济纳河。河宽平均150米，额济纳旗境内流程250公里，最后注入居延海天然湖泊。 ⑩中国古代也发生过沙尘暴，但较罕见，《汉书》卷10《成帝纪》载：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夏四月，黄雾四塞”。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读某某网络新闻有感，口占二绝

     唐尧徒有宁封术，虞舜惜无伯禹才。

     可叹宣尼关壮缪，徒留仁义事堪哀。

                        其二

        百尺庭槐郁郁栽，榴花几度照乌台。

        昏鸦暮鼓晨钟里，片羽纷然落下来。

                               2007年8月1日

 

 

     今日下午大雨，雷电交加，我恰好去新世纪图书中心，给勇哥家的内侄女彬彬选一本书作为生日礼物。出来的时候，刚刚三点来钟，天却黑的一如傍晚，而大雨瓢泼，于是转回书店，又泡了一个多小时。其间，翻阅了李零先生的《花间一壶酒》，看印刷质量不太好，内容大多数都拜读过，没有买。在快离开书店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本广州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茶养生大全》，铜版纸印刷，插图精美，内容丰富且有品位，遂买下。

    这次给彬彬买的书，是瑞典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塞尔玛·拉格洛芙的著名长篇童话《骑鹅旅行记》。故事描写了一个叫尼尔斯·豪尔耶松的小男孩，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小狐仙变成了拇指大的小人儿。此后他骑在鹅背上、跟着大雁看到了自己祖国的奇峰异川、旖旎风光，学习了瑞典的地理历史，听了许多故事传说，也饱尝了不少风险和苦难。在漫游中，他从旅伴和其他动物身上学到不少优点，逐渐改正了自己淘气调皮的缺点，培养了勇于舍己、助人为乐的优秀品德。当他重返家乡时，不仅重新变成了一个高大漂亮的男孩子，而且成了一个温柔、善良、乐于助人且又勤劳的好孩子。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来启发少年儿童从小培养良好的品德，要有刻苦学习知识的渴求，向别人学习，克服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因而这部作品是很富有教育意义的，它使少年儿童的心灵变得更纯洁更善良，更富于同情和怜悯。与此同时，少年儿童读者从尼尔斯的漫游中也饱览了瑞典的锦绣河山，学习了它的地理历史知识和文化传统，也熟悉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各种动物和植物，从而增进了对祖国的热爱，也就是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作者用心是良苦，而效果也甚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瑞典最近几代人，上自国王、首相，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每个人都自幼阅读过这本书，在这个故事的潜移默化之下长大。这部书的影响之大怎么说也是不会过高的，从第一次出版到拉格洛芙去世，它总共已经发行了350万册，此后，每隔几年又再版一次，是瑞典文学作品中发行量最大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作品之一。此书迄今已被译成50余种文字，它不仅使拉格洛芙饮誉瑞典国内文坛，而且也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 

    八十年代初，这部长篇童话，曾经日本卡通艺术家改编制作成52集动画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它和《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稍逊一点的还有《三千里寻母记》《花仙子》）等是我当时最喜欢看的动画片。那时候我刚上初中，电视还不普及，而这些动画片都是每周日晚上6点半才播出一集，于是，为了收看企盼了一星期的一集《骑鹅旅行记》，有时得跑到爸爸工作的县委大院，还得央求管电视的伯伯早点打开电视。但大多数时候没有这么幸运，赶上停电，心情别提多么沮丧！那时候多么想找来原著把漏掉的故事情节痛览为快呀！1982年春节，在县新华书店里，偶然发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长篇童话，上下两册，高子英、李之义、杨永范等翻译，伯蒂尔·黎伯克素描插图，封面是蓝色，上边画着尼尔斯骑在雄鹅茅桢后背上正在飞向拉普兰。

    这套1980年出版的名著让我如获珍宝，爱不释手。可是看到定价，上下两册，1、73元！在当时对我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那时候的钱可真是钱，记得一次农历二月初二，我去离县城八里地的尧城逛庙会，保姆家姑姑在路上看到我，给了我两毛钱。这两毛钱就使我逛了一个愉快的庙会：我花了1毛买了一个大烧饼，1分钱喝了一杯用麦芽糖稀熬得所谓“糖水”，然后又花5分钱看了一场“西洋镜”（就是所谓拉洋片），还花了2分钱买了一个陶制的口哨，最后还结余下2分！而这本心仪已久的童话，竟然定价1、73元！管爸妈要是不大可能的，近两元钱不是个小数，那时我们一家四口，爸妈的工资都比较低，每个月都得向邻居老宋大大家借10元，才能维持生计。靠个人积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凑够。好在那时候人们普遍工资低，大人们谁也不会花这么多钱买一本“童话”来读，所以，这套书一直陈列在柜台里，我基本上每到新华书店，都要在这套书前徘徊许久，而想尽一切办法力图获取之。

    机会终于来了。这年秋天，老姨父从老家来县城开会。过去经常管老姨老姨父要钱，上初中了，不好意思再张口，爸妈也不让再管他们要钱，所以好久没要了。但老姨父也爱看点闲书，有时候他自己也去新华书店买大部头的小说，我于是决定，拉下脸皮，让老姨父给我买回来，这样，一则自己没有向老姨父要钱，面子保住了；二则书到手了，爸妈也不好说什么。周六中午，我给老姨父说我想要《骑鹅旅行记》这套书让他给我买回来，老姨父问清楚了书名和特征，爽快地答应了，我就在家焦急地等待着。这天下午，本来说要补课，我让同学给我请假，推说不舒服，其实是在家里等老姨父买书回来，因为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书籍，内心的忐忑不安也使我确实没法去上学。大约4点来钟，老姨父拿着上下册的蓝色封面的《骑鹅旅行记》回来了，我接过这套梦寐以求的童话，那个兴奋劲就别提了，当天晚上一夜没睡，贪婪地读着，直到第二天把全书粗看了一遍，把动画片中漏掉的情节全部弥补上了！这套书我一直珍藏着，直到1988年，因为一位朋友的姐姐说想读，我很不情愿地借给她了，后来就一直没有了音信。但是这套书却成了我心中的一份魂牵梦绕的重要牵挂。上大学之后，在石家庄各个书店一直在搜寻这套书；毕业之后，在保定、北京，除了在旧书摊上，看到已经发了黄、品相极差的原书，或者翻译、装祯得很粗糙的别的版本之外，直到1998年，我才再一次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骑鹅旅行记》上下册，这一次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哈哈，除了封面设计和过去不一样之外，内容、插图都是老相识！重读《骑鹅旅行记》，不仅使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更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一次次圣洁的洗礼！

    所以，今年彬彬生日，我决定给她买这本《骑鹅旅行记》作为小小的礼物，我将告诉她，这是小姑父最喜欢的长篇童话，也是影响到小姑父人生的最要的文学著作之一。希望彬彬能从中获得“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饶的想象力，以及对精神世界的洞察力”，从而更健康地成长和进步。

    临近中午，去“北国商城”附近的威鹏牛仔裤店调换一件枣红色外套。换完之后，步行至裕华路新华书店，看到店外有音像制品打折销售的条幅，于是来到店中音像部，挑选了7盒幼儿歌谣、歌曲磁带，更发现了一盒83年港版黄日华、翁美玲主演的《射雕英雄传》DVD，六张碟，定价竟然28元，打75折之后，实价21元！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回想2004年买的20张超长VCD《射雕英雄传》，当时还花了128元，这套是“高清晰”的DVD，竟然这样便宜，所以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回到家中，首先把《射雕》DVD打开，播放，音像效果绝对要胜过那套VCD，而且每一集都是分开的，不像那套超长VCD，把全部59集之间原来的衔接都抹掉之后，再重新按时间划分，想找哪一集的那一段情节细看，都极其不方便。但这套DVD也有它本身的一点小缺憾，那就是有的部分减少了一些背景音乐，比如第一部《铁血丹心》的第一集，丘处机和杨铁心过招时，看到杨铁心的“回马枪”大为惊诧，于是询问杨铁心的家世，在得知他是杨再兴曾孙之后，丘处机不胜感慨，这时，完整版的《射雕》应该会在画外响起罗文演唱的《满江红》的旋律，但这套新买的DVD没有；再比如郭靖第一次在大漠遇到马钰，因为是夜晚，完整版也有一段梅超风出现时常有的、有些恐怖的旋律，这套DVD也删去了。看来是做了一点小处理，不过，粗略浏览之后，发现所有的旧有旋律基本上还都保存着，处理掉的那几个片段，无碍大局，也许两套光碟所据蓝本本来就有配音上的细小差距。总之，这是一套物有所值的光碟，值得收藏。

    在买了光碟和磁带并交钱已经走出书店门口的时候，我才得知，因为本店要装修，全场的所有书籍，也都打75折，于是赶紧把光碟和磁带存上，给马列部全体老师发了短信告知这一消息之后，再次进入书店，从一楼到三楼，逐架逐本把所有的图书都过了目，从中选择了三本书。

    第一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朱东润著插图本《陆游传》（这本书以前看到过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版本，因为印刷质量一般，没有买，但是读过之后，一直想找一个更好的版本），这是文学研究家写的文学家的传记，据说是“在浓郁的文学性描绘中，作者与传主的“视界”完全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这在近现代传记写作史上，并不多见，因而颇值得一读。

    第二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黄玉石、黄海珊父女合著《话说儒家》-----作者试图把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的兴衰成败、治国淑世，用传统的章回体“话本”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堪称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粗略翻阅此书，内容翔实，持论有据，并无虚构，于是买下来。

    第三本书，是中华书局版、叶嘉莹女士《说阮籍咏怀诗》，这是嘉莹说诗之一种，因为我素日喜读阮籍咏怀诗，（95--96年在北大进修时，曾经购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黄节先生注、华忱之校订之《阮步兵咏怀诗注》20册，每册定价0.56元，后作为珍贵礼物陆续赠送亲友），而叶嘉莹先生多年研习中国古典文学，造诣颇深，我对她老人家仰慕已久，98年曾经购得河北教育出版社版，十册的嘉陵文集，但是她关于阮籍的咏怀诗的演讲，我只是听说过但一直没有买到。今天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中华书局版的这本书，一定能通过叶先生的精辟讲解，使我对阮步兵抒怀之胸臆，有更为深刻之了解。

    如此，今天的意外收获还真不少呢！

    今天不是很热，但极闷。上午整理藏书。

    古人云：善学应有所积；又云：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却遇到某些不学无术的人，有老实也有学生，张口说出似乎很懂书的话：

    一、你书那么多，都看了吗？又不看，买那么多干什么？

    案：说这话的人一看肯定不读书。我虽然也说“藏书”，但买书主要是为了看，因为真正的藏书家，可不买这些书，那要讲究线装、善本、宋明版等等，那是更高深的学问，为我辈所不能企及。既然说看书，这么多书，确实读不完。但读不完的，主要是工具书，比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词源、辞海以及我收藏的各种工具书等等，这些主要是为了查阅方便，除了专门研究者之外，很少有人去专门读这些书，而且一定要读完的。除此之外，大部分书籍，我都读过，当然这个“读”，有精读、泛读、浏览、翻阅等等不同档次，就跟吃饭一样，有酒菜、饭菜、主食、饭后水果、酒、茶等等区别一样。应该读的专业书籍，一定要熟烂于胸；属于消遣类的比如诗歌、武侠、散文随笔，那就闲适的时候，随便翻翻聊以遣怀。不过，我这个人，好奇心极强，正因为好奇心极强，什么都想知道，所以买了大量的书，范围也很广，什么历史、文学、哲学、宗教、中医、宇宙、动物等等都有不少，但这也不为过，因为章学诚说的很好，《文史通义》开宗明义就说“六经皆史”，学历史的人要了解的范围就得广博，郑樵的《通志》“二十略”的范围，就广泛的不得了，比之先贤，我可差远了。

    还有，读书的人一定都有深刻的感觉，“书到用时方恨少”。纵然现在有图书馆、网络媒体，但也还是不能代替个人藏书。个人藏书可以勾抹圈点，图书馆的就不行，网络书籍更不能想象，何况，图书馆的借书是有限的，而我读书的习惯，读A，会因为某一个问题要翻阅B，继而又要从C中找出处等等，每次读书，书房一片狼藉，但却酣畅淋漓，原因就是“书多”，一般不会发愁找不到什么。还有就是每一本书，都会有所谓出版限制，如“印数”，年限什么的，也许当时没有用，你没有买，等有用的时候，费尽周折也竟然找不到。所以，我的经验，只要是好书，能够买得起，即便现时用不上，那也要买下，以绝后患；有的时候，好书连连，价位较低，那就更要买下，一俟寒暑假期，心神安定，慢慢细细研读，这是所谓“反刍”读书法，我给很多学生作过介绍的。

    二、那么多书，都是盗版的！

    案：这话我听过不少，农大一位未曾谋面的女生就作如是说，听完嗤之以鼻。我虽“藏书”10000多册，但却还真的没有一本盗版书！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买书的时候，初中高中大学，那时候还没有兴起盗版书，因为印刷行业还没有放开。市场经济实行之后，随着排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盗版书也越来越猖獗。最初的是错字连篇，很多学生老师图便宜，买盗版的唐诗宋词，一首七律竟然7、8个错字，真是贻害无穷。现在激光照排，错字极少甚至没有，但盗版书的装祯、气韵等和正版书还是有天壤之别。一个不懂书的人会说，盗版正版一样，因为读书要的是内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出版届早就该歇业了，随便谁翻印一下不就得了？所以，真正读书的人，还没有一个不讲究书的装祯、版本、气韵、品相的，因此，绝不会买盗版书。我，除藏书之外，还收集古钱。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像鉴定古钱一样，是否盗版书，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大概是所谓“经验”了，所以，我不仅不买盗版书，也不看，更不收藏盗版书，而且只要是盗版书我都能一眼望穿其本质。没有这点“内功”，何谈爱书？

    所以，懂与不懂，说话之间，已见分晓。读书还是要广博，只有广博，才能做到精深，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所以，一定要多买书，卖好书，“善学应有所积”，否则“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也罢了，不读书，不学无术，说出话来漏洞百出，那还有意思吗？

    下午去明华电脑城，调换U盘，之后，禁不住诱惑，再次来到裕华路的新华书店，挑选几本心爱的图书。

    今天这次买书更是逐架逐本地挑选，比前天还认真仔细。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反复取舍，终于买下了北京三联书店版、作家李锐的新潮之作《天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版《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云南人民出版社版王小波全集第二卷《我的精神家园》；此外还有中华书局版的三本书，总计7本书。这7本书中的5本书实际上我都有，只是版本不同，看着装祯、印刷如此漂亮，内容如此上档次的“中华”、“人民文学”版图书，再看熙熙攘攘钟情通俗文学和实用技术之类图书的读者，竟然对这些书并无问津，心中很不平，于是每一种挑选了一册买下。好在新华书店并不是专门给学界人士开的书店，中华书局的图书并不很多，上档次的读者，一般也很少光顾新华书店，想到这里，怨心稍释；只可惜还是囊中羞涩，还有好几本书，几经摩挲，最后不得不原封放回架上，这时我又开始憎恨前天给我留言的署名“耕哥弟子”的学生说的那句话“还是有钱好啊”----什么时候才能随心所欲地买书读书啊？！

    下面逐一介绍今天所卖之书。

    李锐《天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我曾在新世纪图书中心多次翻阅，印象颇深。此中内涵十六篇小说，均以传统的农具如犁铧、桔槔銙镰等为意象，“正视镰刀就是目击历史”“有多少种命运，那些农具大概就有多少种用法”，一根扁担也许会成为一个人支撑回家的腿；一把斧头或许能成为悲观者自宫的利器，临时改变农具用法的，便是命运使然。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将大地、农民、农具与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此诉说历史，其实是在诉说命运。

    莫言《红高粱家族》是在上高中时从《小说选刊》上读到的，当时只侧注意里边的性描写，也没能领悟其寓意。大学时代，翻阅莫言《丰乳肥臀》，忽然对此人极为鄙夷。北大进修时，听说北大学生对莫言亦极其冷淡，他去作演讲，听者寥寥，所以，虽然收藏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版的这本书，也仔细读过，但始终没有作深刻思考。因为这是莫言的重要著作，加上我原来收藏的版本装祯印刷都很粗糙，于是也欣然买下，既要替换那本旧的，也要认真研究一下这本小说。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我于1997年在旧书摊上，买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刊行的版本，这是作者最后一部杂文自选集，据说“要了解王小波，要知道王小波在想什么，要从他那里学会自由地思考，读这本书应该是最好的”，很多人在报纸、网络上加以吹捧，我却始终觉得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高深，那么神乎其神，倒是集子里反对特异功能、反对伪气功，主张对同性恋宽容、倡导特立独行，和我的想法有些一致。因为过去的版本确实已经很陈旧，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虽然是全集第二册，有点“断代”，但印刷、设计很朴素大方：全书长32开，黑色牛皮纸封面，上面印着淡淡的几条交叉的金线，给人以肃穆庄严的感觉。还有一点招人喜爱，就是本书用白报纸印刷，书体分量很轻----我很不喜欢沉重的像砖头一样、足可以御敌的书----所以我看到此书后，毫不犹豫地挑选了一本。

    中华版的这三本书是：一、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二、喻守真编著《唐诗三百首详析》，三、《唐诗三百首（新注本）》。

    《论语译注》成书于1958年，译注者杨伯峻是著名学者、小学大师杨树达的侄子，其学术背景及家学渊源，使他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从而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游刃有余。《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这本书也不是一点瑕疵都没有，杨氏所创“增字解经”法，按即使用原文中并不曾出现的内容，来补充说明经文的含义，受人非议极大。

    喻守真编著《唐诗三百首详析》独树一帜，写作技巧和艺术特色并重。其在诗正文之下镶嵌平仄符号，读者对所选唐诗平仄格律、起伏跌宕一目了然；正文之下，略有注解（生僻字采用旧式反切注音）并点明作意、解析作法，对诗歌艺术特色解析详尽。此书在大学时代，曾从图书馆剔旧中觅得竖排版，然已破损不堪，今日购得新本横排版，殊觉得意。

   《唐诗三百首（新注本）》系中华书局所刊第四种《唐诗三百首》，其他三种是上述喻守真之《详析》本、清代陈婉俊之《补注》本、顾青之《名家集评》本，其中，喻本重艺术特色和写作技巧，陈本重词语名物训释，陈乃女史，注疏简明细致，一如沈祖芬，故别有神韵，顾本则荟集唐至清末学者评论。此“新注本”，内容简略，意在普及，定价亦不贵。上述三种我均已有之，今再购此“新注本”，实属贪恋中华书局图书而无从厌烦也。

    今天买到的最为有意思的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版《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这本书了。本书的作者侯永禄，1931年生于陕西省合阳县的后新庄村（现在叫路一村五组），6岁上私塾，9岁父亲去世。19岁时开始务农生活。曾担任互助组组长、大队会计、大队支书、大队长，也当过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农科站站长。他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40年的腊月十三，直到2000年1月，共记了200余万字日记。这是一个“有心人”无心写作的一本反映了中国农村变迁史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侯永禄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他于2005年春节去世。今天我们翻阅此书，在侯永禄的朴实记叙里，我们找到了中国农民生活的细节、生存的手段，在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上，我们甚至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考据性材料。比如土地制度、三年大饥荒、民国时期的农民税收、80年代农林特产税、农民对知识的态度、农民的意识形态转换、农民话语系统的丧失，农民的盲从等等一系列问题，侯永禄的日记都做了比较清晰的细节性记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站在农民自己的角度，为中国农民的生存形态提供了一份鲜活的文本，也为反击“左奴”们提供了一份活生生的有力武器！

    附记：在到新华书店之前，匆匆到新世纪图书中心，看到三联版《国学课》，似对我的中国传统文化教学有所帮助，遂准备买下。因为书脊处有微小划痕，售货员请示经理，降低了折扣，以17、6元购得。此外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看到长江文艺出版社版、周国平著《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匆匆翻阅，眼睛有些湿润，不敢再往下看，沉思片刻，终于放弃了。

    2007-08-08 | 书灾

    又是一年立秋！

    早晨去早市，给芳妹买了几斤不同品种的桃-----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要给芳妹买桃子吃，因为据说孕妇吃桃，生的孩子长得白，所以没有间断过-----今年带两个宝贝，累得什么心情也没有了。

    下午继续收拾书房，清理出大批“鸡肋”般的书。这些书，说卖掉吧，真有点舍不得，哪本都有收藏的价值，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不卖吧，家里实在是占不下了：大客厅都是书不要紧，小客厅的两个高大的书柜，上下8层，每层都是前中后3排。这些书要是都按一排来摆，我的三间居室肯定要摆满。过去曾经很欣赏“环壁列奇书，有史有文堪探讨；小楼多佳日，宜风宜雨足安居”这副对联，现在有时看着满满的书柜和书架，真有点“望书兴叹”：书多亦成灾！

    书少的时候，很羡慕藏书多的人，比如上大学时熟悉的张恒寿、胡如雷、萧望卿、夏传才等老先生，比如恩师秦进才老师、班主任门玥然老师，看着他们坐拥书城，何等惬意！现在可好，自己藏书的数量也堪称大观了，但却严重影响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空间！看书确实是方便了，但找书却又出奇的麻烦，有时为了查阅一本书、核实一个典故，竟然要打开好几个书柜，搬上搬下，一身灰尘，满头大汗！这倒是锻炼身体，据秦进才老师说，任恒俊老师的老师、山东大学郑鹤声先生，就是这样把书搬来搬去锻炼身体，只不过郑先生搬的都是线装书，我搬的都是现代书而已。

    时间过得真快，书没有收拾几本，天色却已近黄昏。累死了，歇息一下，晚上再接着收拾罢。

   2007-08-09 | 三本建国初的中共党史（革命史）

   今天下午五点钟，历时5天之久的清理书房劳动，终于结束了。虽然感觉很劳累，但因为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所以还是比较兴奋。收获之一，是找出了十几年前买的一批民国时期或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书籍，其中，有三本建国初刊行的中共党史（革命史），分别是：

    1、人民出版社出版，胡华编著，1950年3月出版、1952年4月修订第十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修订本），定价6900元（这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币值，相当于0、69元，也就是6角9分）；

    2、海燕出版社出版，廖盖隆著，1950年5月第一版、1953年1月第十四版的《新中国是怎么样诞生的》（第二次增订本），定价8300元；

    3、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乔木著，1951年6月第一版、1951年12月重排四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价3200元。

    这三本书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应该都可以找到，价格也不会太贵，因为印数很多，从现代印刷书籍的版本学来说，价值不会太大，但是从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三本书却是里程碑式的成果。它们不仅开辟了上述“两史”研究的新天地，而且迈开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最初步伐：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其起步，就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相继出版的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华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廖盖隆著《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还有叶蠖生著《现代中国革命史话》等一批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著作，这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只不过是还没有突破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框架，尚有待于形成自身的体系和结构。

2007-09-07 | 西方别墅与东方精舍

 

下午发了本月交通补助和教师节的过节费。扣除上交芳妹的主要部分之外，小有结余，遂到新世纪图书中心购久已心仪的三联版《西方20世纪别墅二十讲》（插图珍藏本）。本书作者林鹤，1967年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5年就读清华大学建筑系，1993年获建筑历史与理论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2年因病退职，坐家。

    这是一本令人神驰的书卷，全书300余帧精美的图片，向人们展示了构思精妙的别墅与自然景观之巧妙结合与相得益彰，为读者提供了极佳的视觉和精神享受。本书大体上依照时间顺序，介绍了西方国家在20世纪各个时期不同建筑大师的代表作，这些别墅反映出相应年代里建筑思潮和风尚的最新面貌，因此是“缩微建筑史”的最佳示例。作者旁征博引，文笔灵动，深入浅出，语言自然风趣，读来感觉像和一位朋友在聊天一样。正是在这聊天之中，把当代文学、艺术、社会变迁与建筑的发展融为一体，细致地讲述了许多重要流派的原委始末及其基本理念，有助于我们感性地认知西方建筑在20世纪的演化历程。

    在淘书过程中，忽然看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博雅丛书之《积微居回忆录》，装祯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台湾汪荣祖先生《史家陈寅恪传》极为相似，只是封面颜色不同而已，封底内折护封上，还刊有《陈传》简介。

    此书作者杨树达先生（1885－1956），系毛泽东主席老师，《论语译注》作者杨伯峻先生之叔父。字遇夫，号积微，晚更号耐林翁。汉语语言文字学家。湖南长沙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1900年入求实书院。1905年赴日留学，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1911年回国，曾任湖南图书编译局编译员，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1920年，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任辞典编辑，兼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教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教育部主编审员，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历史系教授。1937年应聘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九三学社。1947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和教学。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着有《汉书补注补正》、《论语疏证》、《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二十余种。本书内容以学术为主，辅以时政。书中不仅系统记录了积微翁数十年的学思历程，其中也保存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的许多珍贵资料。作者学术成就斐然，与并世著名学者多有交游往还，而且是根据日记编订而成，记事翔实，且于学人、时政多有褒贬，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写于1950－1953年，是杨树达先生根据平生日记亲手编录的，生前未得刊行。后经杨伯峻先生等组成之“杨树达文集编辑委员会”整理，与《积微居诗文钞》合刊，收入《杨树达文集》，并于1986年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今北京大学此次修订再版，舍《积微居诗文钞》，而改《回忆录》为繁体横排，由杨德豫、杨坚、杨逢彬等先生对旧版原文重加修订，并据中科院图书馆所存回忆录原稿略有增补。本书乃杨树达为撰写回忆录而整理的资料长编，所以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回忆录。

    此书我曾于大学期间在北京琉璃厂书市上多次见到全新版本，惜乎当时未能晓得其学术史价值，故几次失之交臂而后有所遗憾。1995年6月在北京参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班期间，偶然街头散步之时，墨行斋主福林兄在街头书摊上觅得此书，因见我爱不释手，遂欣然转让，而我一直多次阅读，珍而藏之。今读其后序，云有增补删节，为窥其全豹，遂购之。

2007-09-13 | 秋雨之后逛书店

今晨大雨之后，秋气凉爽。上午在古莲池门前伫望片刻，到总购广场“混沌侯”要了一碗鲜肉混沌，现在肉价上涨，混沌亦未得免。然后，择东南临窗处细品味之：此“混沌侯”乃北京“混沌侯”保定分店，地理位置甚好：南窗外即古莲池，其清秋雨后之景色，一览无余；窗下有绿竹数丛，翠色欲滴，令人神怡。

    之后，逛在新世纪图书中心，购得杨绛先生新著《走到人生边上》（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第一版），本书共分为两部分，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杨绛关注了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后一部分则由注释《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的多篇散文构成。据悉，96岁高龄的杨绛老人目前身体状况安好，思维清晰，目前仍在创作。

    还选购了一本孔庆东著《温柔的嘹亮》（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闲时随便看看吧。

2007-09-06 | 我们如何居住

    上午到新世纪图书中心购得《时尚家居》主编殷智贤的畅销新书《我们如何居住》，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列精品图书之一，也是《时尚家居》主编殷智贤继《混搭中产家》之后又一部探讨现代中国居住文化的力作。在国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价值取向多元化、个性化的今天，“家”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居住、该如何居住、如何在我们的居家空间中“寻找自己的灵魂”等问题已成为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本围绕此主旨，以对话的形式，辑录了作者对沈宏非、欧阳应霁、陈丹燕、马未都等文化、艺术、建筑各个领域十二位专业人士的专访，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今天中国城市建设、家居生活对人们的影响，以及家居文化在当代人心理和行为上的折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们如何居住》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美书，风格有点像三联版的《庭院深处》，装帧朴素，插图清秀，内容实用又有高品位的精神享受，颇值得一读。
（《我们如何居住》 殷智贤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定价：26.80元）

 2007-09-27 | 《关于时间：历史有多长》

    中午赴火车站地下图书城购《读书》第十期，顺便在“古越书店”淘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日本学者丸尾常喜著《人与贵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简宁的诗》各一册。

    下午在“新世纪图书中心”购三联版《关于时间：历史有多长》，美国人迈克·弗拉纳根著。这是一本读后令人心灵震撼的图书。美国人迈克·弗拉纳根诠释的时间或许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在他整理撰写的《关于时间：历史有多长》一书中，大多数被选中作为解说词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美国，或由美国人主演。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这是一部民族性作品，恰恰相反，它绝对是世界性的。

    全书选取了170个历史片段，以新闻图片为主体，加以简短的说明文字和背景介绍。这些历史片段的排序不是以发生的先后顺序为准的，而是依照事件本身的持续时间长短排列。作者选取的第一个镜头是罗森塔尔在硫磺岛拍摄到的美军“升旗仪式”，这个摄于二战末期的经典瞬间体现了正义一方在战争中的艰难胜利过程。如果说此时的弗拉纳根身上还有浓郁的民族味道，那当他将视线投向西斯廷教堂的配画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时，无疑已完全摒弃了狭隘民族性的束缚，而最终他选取了绵延一百多亿年的宇宙史为全文收尾，则显然已将他的作品升华到了超越国界、甚至超越星际的高度。

    “时间”一直是一个我们难以用精确的语言定义的概念，它的不可逆性注定了历史的单向发展，也使得再现历史成为不可能。那些震撼人心的新闻图片也正因此取得了不可替代的价值。究竟“时间”的意义何在？理解了“时间”的意义对人类的自我认知又能有什么帮助？弗拉纳根收集整理素材的工作开始于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这一惨剧引发了美国很多新闻人的思索；而2001的“9·11事件”更促使他们挖掘时间背后的深刻内涵。对于他而言，时间是一个过程，历史是这个过程结束后留下的遗迹。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新闻以两种方式发生：一种是计划好的”，“还有更多的一种就是纯粹的突发事件”。那些未经安排的历史往往更确切地体现了时间的含义。书中的170个镜头分别包含着各自的哲理，关于种族歧视、关于人类挑战自身极限、关于艺术、关于文明……当这些涓涓细流汇入大海时，时间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关于时间：历史有多长》一书的价值不体现在表层的文字和图片上，而蕴含在文字背后，需要在读完全书后分析、理解和反思。这本仅有5万字的小书是深沉的、震撼的，值得阅读和收藏。

2007-08-28 | 读《论语》

    今天天气凉爽。

    读中华书局杨伯峻著《论语译注》，参照上海古籍出版社金良年著《论语译注》，人民文学出版徐志刚著《论语通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武惠华著《白话论语注音本》。各家注释，各有特色，有的解释不尽相同，很有意思。

   

    每一位喜欢书的人都多少会有自己值得一生回味的精彩“淘书一刻”。

    作为读书25年、藏书逾万册的书痴，我记忆中买书的乐事、趣事、雅事、喜事、哀事不胜枚举，读书之余每每回忆之。昨天收拾书房，看到8卷本的《汉语大字典》和13卷本的《汉语大词典》，又想起十年以前购买这两套书的往事，那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1997年初冬，我到涞源县教师进修学校给所谓“三沟通”学员讲授《中共党史》，来回历时一周。在上课之余，忽然想到去涞源县新华书店去看一看，这也是我当时买书的一个经验。那时候虽然已经是市场经济，有很多途径可以卖到廉价图书，但是新华书店在这方面做得却很荒谬，主要是因为，一、新华书店教条地恪守所谓图书定价，无论新老顾客，一点折扣也不打（现在保定市新华书店也被迫学聪明，开办所谓“会员卡”，通过累计也可以打折扣）；二，书价昂贵，同样都是正版书，新华书店和民营书店差价可不少，这不但使消费者的心理得到满足，更使爱书的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利惠。新华书店的这种做法今天看来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但是，书店的利润照应不误。为什么呢？圈内人士都明白，长期以来，大中小学的教材参考书等都是新华书店垄断，因为都是按照定价，或者稍微打一点折扣给各学校，仅此一举，书店就会获得巨额利润，既然有利可图，他们才不会管你普通读者的实际需求呢。所以，我一般宁肯去一些比较专业的民营书店，也不愿意去新华书店“挨宰”，除非新华书店举办特价书市。

    但是新华书店也并不是一点可乘之隙都没有。从1988年下半年起，近20年物价一路飚升，同样的一本书，只要印刷版本不一样，便会出现两个价格，比如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定价1、70元；1989年再版时，定价5、20元，涨了三倍多。而1998年这本书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为27元！价格差距很大，但是内容相差无几，倘若是民营的旧书店，聪明的老板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27元的打8折卖，1、70元的则因为版本较早，内中还有一些后两个本子所没有的记述，（比如，冯先生回忆五十年代中期政协会议期间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那时候中央开会，大家畅所欲言，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一次谈到计划生育，狠批市场上的计生用品质量太差，说男人用的东西[安全套]一用就破，引起全场哈哈大笑云云。这段话，1989年再版的时候就已经作了删改），于是升值十几倍，和新版书价格差不多。

    新华书店就不一样了，因为恪守定价，如果是积存的旧书，定价1、70元，就得按照1、70元卖，你买了新版17元的，算你活该。所以，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只有机会到保定地区各县考察、高考巡视、下乡讲课，都要到各县新华书店，特别是书店的库房去看一看，有无积存的定价低廉的旧书。因为“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新版书发送到县城的新华书店，要有一个过程，这期间，也许你所走访的县新华书店的柜台上，摆的就是廉价的稍稍“过期”的“旧”书，那可就大快朵颐了！我藏书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堂吉诃德》（上下册）、基督山伯爵（4册）、《约翰克利斯朵夫》（4册）、《家》《春》《秋》、《子夜》等二三十本名著，就是1995年初夏去清苑县魏村中学看望地理系实习学生，从县新华书店柜台上和库房中以低于新版数倍价格购买到的！

    如果说在清苑县新华书店买了些名著算是或了点小利，那涞源县新华书店之行，就是捡了个大便宜。那天下午一进门，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即找到了一套梦寐以求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八卷。这套书，精装压塑护封、装祯极其精美，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郭老史学代表作尽在其中，当年出版的时候，印数相当多，中学时代完县新华书店甚至有一个书架都是郭沫若全集，可惜那时候我不懂，也没有经济能力，等上了大学懂了想买的时候，已经很难找到。没想到在涞源新华书店匆匆邂逅，每册还是当年的定价，平均几元钱，是绝对的“白菜价”；除了郭沫若全集之外，还找到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也是厚厚一册，定价8、55元，收录了郭老关于《再生缘》的数篇论文，在陆键东先生《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出版后，这本论文集使我对郭沫若《再生缘》的研究得以一窥全豹。买了这两种9册书之后，我又向书店售货员提出去书库，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积存的旧书，售货员看我买了不少书，很乐意带我去书库，但是却没有发现什么别的新大陆，既有的图书，都摆在店面上了。失望中，忽然在书库上端货架上，发现了几十本《汉语大词典》，随手掸去尘土，打开看了一下。这套书在大学时代学习选修《社科工具书》的课下，听秦进才老师介绍过，但印象不深，所以兴趣也不大，便放回原处。

    晚上，在进修学校办公室给秦老师打了个电话，兴冲冲地谈起了今天下午的收获，顺便问及那套《汉语大词典》的价值，秦老师给我作了简略介绍之后说，这套大词典新版已经涨价好几倍了，涞源县书店这套，应该是旧版本，任恒俊老师就是在这套书再版涨价之后，用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自行车，从别人那里换得这套词典的。听秦老师这么一说，我的心动了，第二天中午，又去了书店的书库，仔细看了这套书的前言，了解到这部书历经十八年风雨，共收录2万多个单字，34万多条复词，2.3万多条成语和51万多项字、词解释，是目前收词量最大、最权威的汉语数据库。它全面提供有关汉字形、音、义、源、用法等知识，是汉语学习、汉语研究、语文教学、文字创作的必不可少的最佳辅助工具。看了这套大词典的定价，每册38到48、58元不等，因为是一册一册先后出版的，所以越往后价格越贵，但加起来比新版也要便宜多了。经过再三斟酌，我决定买下这套书，售货员帮我擦去上面的尘土，小心地放在牛皮纸上，包起来。因为是一册一册出版的，书并不全，缺第一册、第十二册，只有等日后在想办法补齐了。

    老天似乎从来都是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暑假，我回老家，在完县新华书店买到了《汉语大词典》第一册、第十二册，还有一本《索引》，价格当然还是很低的，只是第十二册因为出版较晚，定价80元。这套13本的皇皇巨著，没想到这么快就配齐了！这还不算，在新华书店的书库中，我还发现了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旧版一套8册，这是四川、湖北两省300多名专家、学者和教师经过10年努力编纂而成的，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目的的大型汉语专用工具书。全书约2000万字，共收楷书单字56000多个，凡古今文献、图书资料中出现的汉字，几乎都可以从中查出，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释义最全的一部汉语字典。因为事先已经知道新版定价高昂，便毅然买下，同时还买了1989年版的《辞海》（缩印本）、《辞源》（缩印本）、《辞源》（1992年修订四卷本），都是按极其便宜的“定价”买的。

    直到今天，《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特别是《辞源》《辞海》，这都是我读书时极其重要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在日常翻阅、查阅时，每每回想起当年在“新华书店”购买这些书时的情景，还是十分兴奋；仔细摩挲这些宝贵的工具书，联想起今天动辄几百上千元的高额书价，不得不暗自庆幸自己当时的“幸运”与“远见”：假如当时这两套字词典都没有买的话，今天不知道会花费多少钱才能买到，而这又该是多少本自己所没有读过的书呵！

    上午翻阅《文苑花絮》。这是我收藏的郑逸梅先生著作之一，其他几本分别是《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逸梅杂札》、《书报话旧》、《清末民初文坛轶事》、《近代名人丛话》等等。甚至还有一本民国19年（1930年）郑逸梅先生编著《最新苏州游览指南》的小册子，里边有一节详尽地写了苏州各妓院的地理方位、特色服务等，带有浓厚的那个时代的烙印。上午看的这本《文苑花絮》，系中州书画社1983年初版，定价1.02。说起这本书，还有一段故事呢！

    这本书是1993年5月我在定州二中实习期间，从西街附近胡同旁的一个地摊上买到的。这个地摊的摊主是一位老先生，通过谈话可知他读过一些书，但文化程度不高。当时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出摊，有时大概因为忙别的事情，便由他的儿子，一位30岁左右身材不高、有些黑瘦的伙计来照应。因为他的摊子上没有什么值得买下收藏的书，所以散步或逛街时，看到他们的书摊，匆匆浏览一下，也就算了。偶然的一次，是他儿子看摊，因为有几天没有到他们摆摊的地方去了，于是便看了一下，没想到，正好看到这本《文苑花絮》，因为封面和装祯很土气，如果不是赫然印着“郑逸梅著”几个字，也就“擦肩而过”了。我拿起了这本书，随手翻阅，读完最后一篇《我的小天地》和末二篇《姑嫂饼别饶风味》，当即决定买下，于是向那位老兄询问价钱。

   “五块钱，少一分也不卖”，他一定是看到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做卖卖的心理，顾客喜欢，自然要抬高价钱，宰一把。我平素最深恶痛绝这种心态，刚想拂袖而去，可确实有点舍不得这本书，于是，我忍了忍，和他砍价。

   “五块钱”？五元钱在1993年也不是个小数！年初，余英时先生的《中国传统的现代诠释》新版，定价5元多钱，这是我当时买的比较贵的书籍了。在我看来，只有这样部头稍微大的书，才能值5元！我看了看定价，1、02元，“这么贵啊？能不能少点？我诚心买你的，三块钱吧，老兄？”

   “别废话了，少一分也不卖！”

   “废话？”我听了这两个字，感觉十分刺耳。你卖我买，砍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怎么说是废话？而且，素昧平生，为什么说话这么难听？本来我就极其看不起“投机”的商贩，而你还觉得“奇货可居”，自以为了不起，说这么难听的话！很想发作，但又想到孔子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更兼西哲所谓“沉默是最大的反抗”，虽然舍不得这本书，后来一想以后机会还多呢，干嘛偏偏在这里花高价受这个窝囊气呢，于是便狠狠地瞟了他一眼，愤然离去。

    一个多月的实习很快就要结束了。偶然的一次散步，还是在那个地方，又看到了那个地摊，这次是那位老先生看摊，我忍不住，走过去看看那本书还在不在。一到摊位前，就看到那本《文苑花絮》依旧摆放在那里，想必书摊的行情不好，难怪那哥们赚钱心切。这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和那位老先生搭话，询问他这本书的价格，他说四块钱！呵呵，有门，老先生到底比他的儿子老到且实在多了。

   “老大爷，四块钱有点贵，你看三块钱怎么样？”

   “四块钱还贵呀？这是郑逸梅老先生的书，他可是大作家，你看看内容，写得多么精彩呀，四块钱可不贵啊!”

    大作家？老先生可能仅仅知道郑逸梅先生而已。我接着砍价。

   “我是学生，还不挣钱，四块钱有点贵，三块钱我还能承受。”

   “噢。你是学生？”

   “嗯。我们是河北师院历史系的学生，该毕业了，在二中实习”。

   “噢，是大学生啊！你喜欢这本书？看你很诚心买，这么办吧，三块五怎么样？”

    三块五？这可比那位老兄固守的五块钱少一块五呢！

   “行。那就三块五。谢谢您了”。

    老先生把书上的土用袖子拂了拂，递给了我，和我聊起了郑逸梅。我告诉他，郑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92年刚刚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从1913年他18岁起，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其擅长写人物传记、名人轶事、文史掌故，多以清末民国文学艺术届奇闻轶事为内容，篇幅不长，正好补足报纸阙处，故人称“补白大王”。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别具一格，雅俗共赏。这本《文苑花絮》是他的系列作品之一，集子中最后一篇文章，是老先生有点总结性质的代表作，给我们生活和人生很多智慧的启发。

    听完我这番“阔论”，老先生直竖大拇指，“哎呀，你懂得真多，不愧是大学生，家里边肯定有读书人，祖上一定是秀才举人”！

    我听了他这番话，哈哈大笑，不禁联想起鲁迅《社戏》里边的六一公公。---祖上一定是秀才举人？远祖是不是宋朝皇室我不知道，反正我上边7、8代都是地道的农民，土里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那里来的什么秀才举人？不过，老大爷的这番话倒是让人听了很舒服，这么多年了，回忆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

    前面谈到了，这本书的装帧很一般，这还不算，书的切割也很成问题，不是正正规规的“直角矩形”而是有点像“平行四边形”，所幸左右两边上下还很整齐，但上下两边就很成问题，摆在书架上，因为底边和书脊之间不是直角而是锐角，于是就向里倾斜，和同一个架子上别的书在一起，很是难看，这情况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请学校文印室的一位老兄，用切割机整齐地上下各借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小边，总算是恢复了“直角矩形”的本来面目，但相对于别的书，就稍显得“矮”一小截了。今天，《文苑花絮》已经有中华书局2005年7月新版，印刷装祯都很精美，定价20元，但我还是喜欢这本大学毕业实习期间买的旧版书，毕竟里面蕴藏着这么一段令人有所回忆的往事。

最近跟几位标榜左派而实际上是“左”派人士聊过几次天，感觉很可笑。

    这几位“左”派，都像是在真空里说胡话。

    他们喜欢一些空洞无用的词汇，什么公有、集体、人民、群众，更热衷于扣帽子，我就接连在聊天中被扣上了“修正主义”“无良学者”“假马列”“误人子弟”等等。

    这些人只看到眼前的表象，抓住工人下岗、农民贫困、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腐败等现象大声疾呼、慷慨悲歌，殊不知这些貌似震天动地的怒吼，其实是最无力的、最苍白的滑稽声音----这些在史无前例的时代，大家已经听够了，但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些人置历史于不顾，指责我“中毒太深”“深受右派假历史的影响”，好像只有他们才正确，才懂真理！

    我确实不懂他们所谓的历史。

    我只知道，通过我大量的实际调查，有一个漫长的时期，中国人吃不上饭，饿死了很多人，每天人人自危，搞窝里斗。有人呢，要搞家族统治，开夫妻店，晚年昏聩老朽了，还赖在台上“治国”，直到“永垂不朽”。有一本书，叫做“病夫治国”，对此讽刺的淋漓尽致。

    我还知道，封建社会的个人崇拜，在中国小农意识中根深蒂固。小的时候，觉得万岁很好玩，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喊皇帝的：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中国还需要皇帝或者没有皇帝名称的皇帝么？

    我更知道，亲眼见过，官方最重要的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早稻10万斤！

    我也知道，中国和美国面积差不多，中国竟然比美国多出了10亿人，“左派”们告诉我，“人多力量大”，可人多之后，住房、教育、看病哪一个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是听了马寅初的，至少会缓解很多阿！

    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在于集中了权力而无监督，有一句最大的浑话叫做“第一**挂帅”，这是一个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灾难的人说的，中国目前的一切社会弊端，根源就是这句话，说这句话的人是难辞其咎的！

    他搞了所谓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造成了城、乡二元体制，梁漱溟先生批评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孙中山先生说，要“耕者有其田”，土地归了集体，实际上是国有，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各级政府残酷搜刮农民！才会有居高不下，人民望尘莫及的房价！也正是这样，农民彻底被剥夺之后，才真正的变成了无产者，他们当然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试想，假如土地是农民自己的，假如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为农民制定维护其拥有土地利益的相关法律，农民的每一亩土地，依法买卖，都能获得几十万元而不是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利益，农民还怕什么？

    关于工人下岗。社会发展必然引起工人下岗、分流。只有懒惰的社会，才没有下岗。而且，真正的技术过硬、有真材实学的工人，是永远下不了岗的。试看我们周围，多少依靠自己的技术，勤奋，下了岗，却又挣了大钱、发家致富的工人！他们要是在所谓的斯大林式的企业，特别是专门养懒人的“国企”，是根本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的，大锅饭、一大二公早把人心涣散了！所以那个“左'的年代，中国除了所谓精神高尚（上海滩那个二三流演员说的）之外，竟然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国际市场的民族产业的品牌！

    如果一个“思想”，不能够给民族带来繁荣和昌盛，这个“思想”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左”派们，张口闭口“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继承，恩格斯说，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证明，他需要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是老老实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在二十几次文稿和讲演中，都提出共产党人在建立新中国过之后，要允许资本主义的“长足”“蓬勃”发展，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而不是搞什么扯淡的斯大林式的“三大改造”！

    可惜，毛泽东建国之后，放弃了自己的科学理论，所以才会有“三大改造”，进而，才会有“反右派”，才会有“大跃进”，才会有“反右倾”，最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什么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科学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读马克思的东西太少，毛泽东连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立论基础《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他读列宁斯大林的东西太多，而列宁晚年也注意到在俄国不可能很快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列宁晚年搞了“新经济政策”，列宁晚年写的《论粮食税》《论合作社》都很不错，值得“左”派们读一读。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那么快，根本就没有想到。重庆谈判之后，他准备把党中央搬到苏南，他本人或周恩来也准备到南京任职，但是国民党太腐朽了，没想到国民党主要是被自己的腐朽给打败了，败得那么快。毛泽东当时，对新中国建国，理论准备严重不足。

    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苏联的所谓示范左右。49年中，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五十年代中苏蜜月，中国照搬苏联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是一个什么国家？它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我们却要向它学习，学习一个病人，向他一样得病！

    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全文我读过，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檄文，写得很好。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没有个人崇拜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还要有？为什么非要崇拜谁？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为什么要当奴才？

    毛泽东不以为然，加紧防修反修。其实谁最修？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胡绳先生晚年写了文章，批评民粹主义，一语中的！

    集权最可怕。集权者周围“高处不胜寒”，所以田家英、邓拓自杀，陈布雷也自杀。因为集权，便会会有“夺权”。林彪身体不好，本可以颐养天年，可是被某人拉到前台，野心膨胀，陷入泥潭，结果林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也正因为集权，就会丧失民主，改由集权着代行民意，一旦代行者一步走错，一盘皆输。

    所以，中国需要民主和法制，向西方学习，真正唤醒人民，做具有民主法制思想的一代新人，绝对不能做“左奴”。“左奴”就是脑子里塞满了极左思潮的只会向后看，不敢正视现实的封建奴才。

    今天，中国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共产党，克服种种困难，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宪政法治国家，正在努力前进，我们不要搞破坏，要坚决持党中央！所以，重温邓小平那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意义深远，对整个民族都是有利的！ 

    觉醒吧，“左奴”们！

     “左”奴，又可称为“左”孽，因之乃文/革之余孽；亦可称“左”妖，因其乃祸国殃民之妖蜮；亦可称为“左”逆，因之乃反历史前进而行之逆流；亦可称之为“左”棍，因其极尽打棍子扣帽子之能事；亦可称为“左”丑，因其乃毫无话语权而徒能跳梁捣乱之小丑而已。和“左奴”按即标榜左派的极左派，几次被迫“交锋”，对他们有了个大概的了解，于是匆匆给他们整个速写，画影图形，昭告世人，引以为戒。

    一，自我标榜，排斥他人。极左派最根本的法宝，就是自信掌握真理，自我标榜正统，这是新老极左派的一贯技俩，王明、四人帮、康生都如此，好像只有他们才懂得马列主义，只有他们才代表正确的革命方向，别人都愚昧，其实他们最愚不可及；他们手握所谓的真理大棒，终日英雄立马，抑或枕戈待旦，容不得别人一点分歧和意见，只要和他们不一致，立刻战斗；

    二，斗争性强，乱扣帽子。极左派为了掩盖内心的怯喏，“善于藏拙”，与人讨论问题，不是探讨性的，互相汲取经验，而是每谈必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稍有不慎，他们便会接连扣帽子，“文革”时期四人帮的帽子工厂的产品，差不多都继承过来，随便想扣哪一个，就会有哪一个，只可惜生不逢时，无法下棍子；

    三，陈词滥调，识见浅陋。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既没有认真读书，更没有真正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只是一味地站在可怜的肤浅的道德谴责的泥泞小路上，展开文革大批判的架势，声嘶力竭、歇斯底里，空谈理论，声东击西，脱离实际。所以，他们无视新中国曲折的发展史，无视极“左”带给民族的种种危害，所以无法深刻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所在，除了谩骂，他们给人们提供不了任何有益的解决方案，所以在辩论中，稍微交手，极左派们便江郎才尽；

    四，强词夺理，危言耸听。因为极左派知识积累、实践储备极其贫乏，所以，在辩论中，极尽强词夺理只能事，什么jiangqing上台照样要发展经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接踵而出，令人哭笑不得，只好鄙夷；不仅如此，极左派们无视党中央一再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肆攻击改革开放，甚至危言耸听，制造恐怖，只可惜信众寥寥，于是左派们最后一旦黔驴技穷，只好“不胜怒，蹄之”；  

    五、嗅觉灵敏，逻辑混乱。极左派们的嗅觉极其灵敏，甚至灵敏得有点过度，公审的时候jiangqing说过著名的:“我就是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狗的嗅觉不是很灵敏吗！打个比方，你吃馒头，他们就会嗅出这白面是否社会主义地里长出来的！但是这灵敏一旦过度，影响了谈话的逻辑，那可就糟糕了。这里的逻辑不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又称大逻辑，也不是黑格尔的《小逻辑》，而是最一般的“形式逻辑”），极左派还有一个最大的特长，就是你没有的意思，他们会给你嗅出来，进一步歪曲之。文革时期诸多冤假错案，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可惜今天他们没有任何市场了。

    今天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纪念日（1976年），也是著名学者、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诞辰纪念日（1893年），对于这两位影响我全部思想和生活的杰出人物，表示深切的怀念和由衷的纪念。

    毛主席和梁先生，虽然信仰不同，道路不同，但他们的一生却有那么多相似之处：都出生在甲午战争的前一年；都深深目睹了旧中国饱受列强凌辱的屈辱境况；1918年前后，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参加新文化运动；在对旧中国社会作出深刻分析之后，都认为要想救国，必须改造落后的农村，于是又都在1927年左右，从事农村农民的改造：毛泽东主席通过对农民运动的考察，领导土地革命，梁漱溟先生则放弃北大的讲席，赴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道路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个，那就是为了改造旧中国。1938年、45年“乡村建设”试验失败的梁漱溟先生两次赴延安和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共商抗日、建国大计。毛泽东主席和梁漱溟先生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有着独立的人格、都是“有自己的思想，并且本着自己思想行动”了一生的杰出人物。

    老同学浩歌撰文论及大学语文教育危机，云中国大学生语文能力差、大学教育体制重视外语轻视国语的现象现在已经非常严重，大学语文与大学英语待遇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这个现象不转变，忧关汉语的前景和发展，关系汉语在世界的地位。大学语文与大学英语相比存在严重不对称。

    读罢此文，深有同感。中国语文的学习，绝非高中初中12册课本所能包揽。在古代，中国语文教育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侧重字词释义音韵训诂，大学则偏重义理考据和辞章，合起来就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内的“全息”的素质教育。今天所谓大学，就专业而言，愈加科学系统，然而，就中国语文而言，却日渐式微。此为何故？

    1、西方本位主义在作怪。自鸦片战争之后，国人自信力随着国力衰败而丧失，曾几何时，废除汉字呼声一浪高似一浪，幸赖今日中国国际声誉日隆，而汉字通过五笔字型等快速输入亦完全可以作为电脑思维之语言，废除派方始悄然。然而，近代西学东渐，西化影响深入国人脑髓，遂将代表中国文化之“中国语文”等同于仅仅表示语言、思维符号之“英语”等拼音文字，一切比照英文等拼音文字来“学习”中国语文，其始作俑者，可以上溯到《马氏文通》，须知中国语文和西洋拼音文字想比，蕴涵之深，可谓天壤之别，其文化功能迥异。所以，始自近代之“西方本位主义”影响一日不消除，则中国语文教育一日不正轨。

    2、学习西方“矫枉必须过正”之滥觞。1978年底改革开放，摒弃极左错误，掀起学习西方主要是美欧之高潮，过去学校所开设俄语课，因中苏交恶均改教授英语，然20年左倾，中国英语人才几近匮乏，为赶美超英，遂从中学开始全面学习英语，大学则更是把考英语四六级作为毕业、就业之必要条件。众所周知，学习语言最佳时期是童年，而学习语言最好途径是听和说，而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分数万能”之中国教育界，英语和其他拼音文字之学习，重在考试过关，而基本忽略听和说，成为毫无实用价值的聋子英语和哑巴英语，但这种教育方式，却还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记单词、精读、泛读、做题，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于是，大学本科四年，英语学习竟然占去相当一部分时间，而毕业之后，除了少数学生进一步出国深造之外，大学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所学的英语，基本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与此相比，专业课却被耽误，难以精进。

    3、中文“西化”的恶果。从中学到大学，大量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学习“应考英语”，牵涉很大精力，专业被耽误不必待言，更可怕的是，在应试教育长期的淫浸之下，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语言的结构形式来理解中国语文，认为不过也是区区说话、思维工具而已，全然忽略中国语文所承载的文化底蕴。须知中文是不同于西洋拼音文字的独特的“文化语言”，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这可以从中国文字的特性得出结论：汉字六书，其中能造字者四，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此四种造字法本质不二，都是“象形”，所以中国文字不仅表音，从其字型形成过程看，更包含丰富之意蕴，进而包含丰厚之文化遗存，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独特之文化理念。如儒家学说之前身，商周礼乐制度，对汉字字型字义形成发展便有着巨大之影响，如“止、戈”为“武”，以及歧视妇女种种。中国文字既受中国文化影响，故脱离中国文化传统而学习中国语文，实属舍本求末，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其结果不仅不利于中国语文作为交流工具，更大的危害还在于使当代大学生更加缺乏对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缺乏认同感，直接导致民族虚无主义！长此以往，他们还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吗？

    记得周振甫先生在《怎样学古文》一书的序言中谈到，过去的老先生们，很小读私塾，被强制读《四书》《五经》，因为年龄很小，记忆力很强，这些经典很快全部记住，但是却根本不懂什么意思，但是记住了就不会忘记，等长大之后某一个时期，在阅历丰富之后，有几个地方明白了，于是很快全部“打通”，整部经典全部都明白了，中国语文水平、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造诣、思维方式和人生修养、人生境界也就随之大大提高！这就是中国语文学习的系统化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最重要的综合素质。

    今天，我们并不主张要恢复“尊孔读经”（我写了数篇文化随笔都是这样反对倒退！），但是诗词歌赋、乐府文章等经典诵读在今天也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学习中国语文的途径。毛泽东当年在湖南长沙一师，为了写好文章，专门把唐宋八大家之鼻祖韩愈的《韩昌黎文集》全部背诵如流，于是才有了奠基新中国现代文风的“毛式文体”，可见学习经典的重要性。对于大学生来说，今天的经典不仅有古代散文和诗词歌赋，也还有近现代散文和诗歌，《大学语文》恰恰是在中学语文课基础上能够吸纳这些古代、近代、现代散文诗歌等经典名篇的课本和课程，所以，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国文水平、历史文化底蕴、思维方式和人生境界，切实加强《大学语文》教学，势在必行，否则即与日渐隆盛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声誉决不相称，更何况我们还要培养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才！

    至于《大学语文》教学及考核的方式方法，是否要和大学英语考试采取一样的四六级形式，我觉得这还有待于大学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教学方法，进一步进行认真探索和研究。

    只要肯定1955--1978年之间的左倾错误，我都坚决反对，因为此间的极左错误，给人民、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我和极左派的区别在于，到底是应该向前看，还是应该向后看。我不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应该从毛哪里找答案，毛晚年耽误中国20年，这和当年王明没什么区别-----他们的共性都是照搬苏联模式，一个照搬革命，一个照搬建设。
    但我并不是全盘否定毛，毛最伟大之处，就是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现在中国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是初级阶段，所以，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必然存在，而只要他们存在，腐败、剥削、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无需担心，因为共产党执政，基础仍然是社会主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的历史作用，积极意义仍然很大，-----只要是落后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想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走“新民主主义”社会道路，否则，只能和苏联、东欧、柬埔寨一样最终趋于失败。
    苏东剧变是历史规律，不要单纯归结为某几个领袖的错误、什么叛变，因为内因是根本，我们思考问题都应该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如1953年--1956年三大改造，明明1952年全国土改完成，生产关系刚刚变革，马上又来一次变革，可是生产力达到了吗？显然没有，所以，当年三大改造是违反唯物史观的，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条件没有达到的时候走了此路，代价惨重！
    现在网上很多左派都是东北人，他们对现实不满，因为毛那个时代，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工人们的生活条件远在全国工人、农民之上，现在经过改革，东北很多工人下岗，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他们有怨言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能忘记东北工人阶级为解放全国，以及建设全国做出的贡献；但是东北的工人们也必须看到，全国的农民，在毛的时代都是饥寒交迫，比如我所在的保定市，很多老人回忆起大跃进之后，还不如旧社会过得好！毕竟那个年代，城市工业的发展，是牺牲、剥夺了农民的利益，支援了城市特别是东北的工人阶级！
    关于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忽略轻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模式，毛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演中，就曾经批判，而且想突破，但是他老人家没有实现。苏联、东欧都是这种模式，所以发生巨变是迟早的事。
    因此，东北的工人阶级，必须看到现在全国大多数人是从改革获得了利益，至于改革中出现的弊端，问题，也是新旧体制的交错的产物，毕竟改革还没有彻底完成，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出现国有资产流失、两极分化、腐败、房价高涨、医疗费用高昂，这一切，都是“权力”在作怪！从毛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

    中午回到家中，看到某博友的留言：

    如果想知道汉族政权或大陆政权统治台湾的时间、办法或是其它的具体情况。写上一本书也不过分，三言两语自然说不清楚。
博主是不是想说明：
    1，台湾本来就可以不属于中国；
    2，或者大陆政权本来就对台湾管得不那么牢靠，统不统一不是又大陆政权说了算的；
    3，或者因为现在分开时间长了（用你的说法是108年。用我的说法还可以说长一点，从五千年上看大陆对台湾也没多长时间的统治）
    又有90%的台湾人不同意统一，人家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不知我的问题能否涵盖博主你的中心思想，书读得太少，没办法。只好请您直截了当的说明一下。

    我的答复：
    首先回答你说得第三点：“或者因为现在分开时间长了（用你的说法是108年。用我的说法还可以说长一点，从五千年上看大陆对台湾也没多长时间的统治）又有90%的台湾人不同意统一，人家不愿意回来就算了”。我的意思是，台湾和大陆分离时间很久了，两岸人民隔阂很深，这样的情况下，立即统一或武力统一都是不妥当的，即便是台湾真的宣布独立，我们把它打下来，那也是民族的悲剧，因为武力解决之后，台湾人肯定会反对大陆的统治，而任何“内战”倒霉的都是中华民族自己-----比如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承认外蒙独立、放弃冲绳群岛、对钓鱼列岛主权的模糊处理等等，中华民族受到巨大损害。
    今天世界发展局势已经很不容乐观，中国周边形势不可谓没有潜在危机：如藏独、疆独、蒙独，北约东扩、美国在中亚驻军，印度崛起，日本极少数右翼势力的敌对，朝鲜核问题等等，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能错失良机！因为毕竟美国的航空母舰11艘，我们0艘！
    因此，台海局势，要尽量避免武力解决，而且也不要刺激台湾当局和台湾民众（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教训，1996年试射导弹，结果台湾岛内一片反对大陆的声音，适得其反），至于说台湾领导人搞台独，那不过是“做秀”而已，-----台湾大多数人，即便因为厌恶国民党腐败而投民进党选票的民众，也是不愿意台湾“独立”而愿意“维持现状”的，这个维持现状，大陆也是认可的，就是在此基础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加强两岸经济往来，真正给台湾民众以实惠，让台湾人民看到和大陆交往的好处，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强联系，促进文化交流，增强两岸互信，而大陆按照“新三步走”战略，如果能够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差距相差无几，则统一指日可待。

     至于你说的关于“台湾本来就可以不属于中国”这是你的杜撰吧？“大陆政权本来就对台湾管得不那么牢靠，统不统一不是又大陆政权说了算的”，不知道阿奇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1684年清政府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管辖，这是极其有效的管辖，持续200年，直到1885年设立台湾省。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学历史的。我作为历史专业毕业、现在在大学任教的老师，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尽管直到1661年才有中国人管辖，1684年才由中国中央政府正式管辖，有人一看就生气，以为晚了，台湾怎么这么晚才属于中国？哥们，这已经够久远的了，因为那个时期美国还没建国呢！就凭这一点，全世界谁也不敢反驳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有的人以为，无论什么，说得越古老越好，比如我上中学时代历史课本上大吹特吹得证明唐代维吾尔族和汉族友谊的“坎曼尔诗笺”、以及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从而证明中亚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领土属于中国等等，现在都已经被证实均系“伪说”：唐代维吾尔族名曰回纥，隶属突厥，居住在贝加尔湖以及大漠南北，和新疆没有什么联系，而“坎曼尔诗笺”根本就是“文 革”时期一位文物工作者为了获得影响，在一张十三世纪写有察合台文的纸笺上“制造”的！至于李白生于“碎叶”更是牵强附会，始作俑者郭沫若郭老的考证文章，见于他文革时期的大著《李白与杜甫》，看了以后，保证另人笑掉大牙！即便是李白真的生于中亚碎叶镇，这也不能证明那就是中国的领土，否则，我们多派出去几个怀孕临产的女士，岂不想要哪儿就是哪儿？！目前证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领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还得靠《汉书》《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有关汉代西域都护和唐代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设置的记载。

    所以，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想象或者演绎，否则极其容易让别人（甚至是敌人）抓住把柄，反过来弄巧成拙。郭老关于“坎曼尔诗笺”以及“李白出生于碎叶”的文章发表之后，俄国汉学界写了很多文章批判，传到西方，结果我们很被动！毕竟研究中国历史，日本学者、美国和西方汉学界比中国学者还要厉害，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史实记载的材料以及考古发现“有理有据”地说话。比如，“澎湖巡检司”确实只管辖“澎湖”，《元史》有明确记载，那我们就承认它只管辖到澎湖，因为这丝毫无损于中国人最早开发、管理，中国中央政府最早管辖台湾这一无可争辩的史实。任何演绎“澎湖巡检司”管辖台湾岛的文章，都是极其不严肃的，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中国最权威的，由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明证！至于有人硬是把1949年之后形成的“台湾地区”和等同于台湾岛、也就是台湾地区的主体，那他最好说秦汉时期“台湾地区”已经属于中国，因为那时的金门和马祖两岛，肯定是秦汉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