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风闻韩寒和陈丹青对话，月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四位已经“盖棺论定”的作家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因我素不喜欢凑热闹，在随意浏览之后，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老同学、好友浩歌约我对他批驳韩寒观点的论战文章略作评论，这里谈我对“浩寒论战”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我对韩寒关于“文笔”的观点的看法：基本赞同。

    韩寒和陈丹青认为：“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钱钟书当然学问好，见解也好，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 “这些人最差的就是文笔，自己一点都不能读下去，这些人的很多作品根本不应该放到语文课本里让学生背诵”“其实我们背诵都是描写得特别差的东西，然后在那里背诵，所以写文章一开始写成这样，如果当时放一些钱钟书的东西，中国的学生作文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毋庸讳言，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四位巨匠因其所处的环境、所受教育的差异，他们的文笔我们今天看起来，肯定会有相当的差距。这首先是南北的差异，其次是文化学养的差异，以及现代和当代语言表述的差异。比如我读茅盾，感觉总不如老舍流畅，为什么呢？茅盾是浙江人，语言和行文方式肯定和北方人有所不同。巴金、冰心分别是四川、福建人，童年的语言环境，对其一生影响甚大，所以，茅盾、巴金、冰心作为“南方人”，如果以北方北京方言为坐标，他们的语言的文字表述即文笔，读起来肯定从潜意识的第一感觉会是略有生涩，就像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一样。

    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京味京腔，但老舍出身于下层，完全没有茅盾、巴金、冰心童年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文化底蕴，从“根”的角度说，又不及上述三位，所以，茅盾、巴金、冰心的地域造成了他们文笔的第一障碍，老舍的贫苦的童年，又造就了他先天的底蕴不足。这是四位文学巨匠文笔稍逊的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读《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总感觉言不尽意，不如《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含蓄与自然；读《家》《春》《秋》，同样写大家族，但远没有《红楼梦》叙事的丰满与明畅；在《寄小读者》系列中，你可能会被冰心那圣母般的挚爱所感动不已，但绝对无法体会到同时期的风流才女石评梅的才华横溢；老舍写人物、写感情、写老北京很不错，《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读起来京味十足，后者诙谐幽默，更像是说场的评书，但却明显缺乏文学优美而深刻的笔触。一句话，读完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尽管这是翻译的作品，读罢再反观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然后再去体会韩寒、陈丹青的看法，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看了。

    二、但文笔和作品的伟大与否，是两码事，文笔充其量不过是形式，为了传播人文，一流的作品完全可能文笔二流。

    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应该是文笔、内涵、思想深度、人文境界、对人生、社会、历史的体验高度完美的结合。这其实只不过是三个方面，即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第一句话，说得就是思想深度、人文境界，第二句话，说得是“叙事”，即对故事来龙去脉的建构，这第三句话，实际上说得就是“文笔”，即表述形式，也就是清代桐城派所力倡之“义理、考据、辞章”。此三者，文笔是最为浅显的，处于作品的表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并不等于文笔，这是两码事，文笔只不过是文学的形式而已，尽管苛求起来，文笔也可以算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却代表不了文学作品本身。比如诗歌，词藻再华丽，语句再流畅，如果内容低俗，描景状物不能传神，恐怕也难以称之为好诗。鲁迅先生说，魏晋时期，是一个“为了文学而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学精神、风格的开创者三曹之一的曹操，所写的诗篇，和汉代的骈文以及诗歌比起来，文笔简直逊色极了，但曹操的诗篇，气度恢宏，精神饱满，道尽沧桑，极少雕饰，居然成为“建安风骨”，开一代风气而名垂千古。

    艺术都是相通的，文学如此，京剧亦如此。程砚秋、周信芳两位先生，唱工虽有特色，但嗓音都有极大的缺憾，但这无损于他们两位在京剧史上的崇高地位。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文学艺术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除了文笔，作家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背景，人生阅历，对世事沧桑的体会，特别是“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所有这些，构成了作家或艺术家的“生活”，一经升华，就成为作品的内容。判断一部作品的人文价值，就是基于这些有机成分所构成的“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诸如“文笔”“嗓音”之类的表层的东西。程砚秋、周信芳先生的嗓子，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一个倒仓，导致绝无办法达到梅兰芳先生的甜润，一个则声音变得永久沙哑。但是，程砚秋和周信芳先生，硬是凭着自己的深刻“内涵”，在唱法上另辟蹊径,最终在京剧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程派”“麒派”长演不衰，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再举一例。比如巴金的《随想录》，（我最近因收拾书房，找出了散落已久的第二集《探索集》，尽管巴老的文笔---李健吾先生曾专门为此和巴金论战----确乎一般，但是我每每翻阅《随想录》，就会引发自己长久的思考。浩歌给我发小纸条的时候，我恰恰正在读《探索集》）一个没有经历过旧中国、新中国，文革前、文革后的毛头小子去看《随想录》，肯定会认为这那里是文学？不仅文笔一般，内容看起来简直就是啰里啰唆，絮絮叨叨，这算是什么文学呢？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和文学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相关的两个小故事。

    一是不久前辞世的著名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评论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张恒寿先生的诗集《韵泉室旧体诗存》的一段话：恒寿先生的诗，假如让一个浮躁的、不懂诗也不懂人生的小伙子去读的话，会认为不过是胡乱写出的一堆顺口溜。但在经历了沧桑的人读起来，就知道这里边有‘味’。（《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48页）张先生是思想史家，写诗肯定非所擅长，因为恒寿先生自己在序言中就承认，闻一多先生说“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思想的深度，肯定会约束语言的表述形式。但张先生绝非不会写工整流畅的旧体诗，从小册子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可以写出对仗极工的五律：“闲步街园草，仰看楼际光”，但为了抒发自己对人生、社会和宇宙的深刻体验，张先生采取了近乎于陶渊明的文学手法。众所周知，陶渊明文笔虽不及陆机、左思，然历经千百年，陆机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岂能和陶渊明相比？

    二是李泽厚先生论及《彭德怀自述》中开卷所讲的彭总小时候，除夕之日举家讨饭度日的伤心往事，指出“这不是文学。这是《彭德怀自述》的第一页。它是彭大将军幼年生活的纪实，是二三十年代文学里并没有很好展现过的真实的苦难和苦难的真实。但多么令人感动，文学的确有愧于此。”（《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238页）彭德怀虽然是共和国战功赫赫的元帅，但他可决对不是文学家，但他虽然不是文学家，因为他的一生“阅尽人家沧桑”，所以，当他用朴素的文笔写下自己童年的苦难经历的时候，连著名美学家，文笔宏壮优美，大气磅礴的李泽厚先生，都不禁惊诧于彭总的描述，从而发出“这不是文学，文学的确有愧于此”的感慨。

     以上两个故事，从侧面论证了文学中在内容而非徒具形式。事实上，唯美的形式并不一定有助于文学精神的传播，而恰恰可能成为某种障碍。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就因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撰写的《爱弥儿》优美的文笔，而妨碍了他领略本书的内容，以至于他恪守的散步时间都被打乱了好几天。再如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文章，连胡适之先生都说写的很不好读而颇有微词，但又有哪一位不承认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上的“宙斯式”的贡献呢？

    为了完成文学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形式已经居于次要地位，至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这样，为了唤起民族觉悟，振奋民族精神，塑造民族灵魂，茅盾、巴金、老舍、冰心，首要的还有鲁迅，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撞击，“救亡压倒启蒙”的双重变奏的时代中，各自从不同角度，用朴实无华，亲切感人，平易近人的文笔去完成时代所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虽然在韩寒看来，以脑筋急转弯式的语言艺术，或以纯粹艺术的抽象标准去要求这四位前辈巨匠，各自文笔似有不足，但四位前辈巨匠作品的宏旨深意，以韩寒之流生活在和平时代、养尊处优的人生肤浅阅历，基于浮躁偏簸的文化学养底蕴，更兼哗众取宠、目空一切的自大性格，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理解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当年的苦心孤诣，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伟大人格，从而更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伟大作品的历史意义。

    三、文笔可能真的需要天赋，但韩寒并非不可及，而茅巴老冰韩寒此生肯定不可及！

    韩寒确实有他过人之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比如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家学，他本人的素养和底蕴，比如韩寒的文笔，确实很不错，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纵横驰奔，嬉笑怒骂，信手拈来，但是他的作品呢？尽管韩寒的文化底蕴和学养也远在一般人之上，但是韩寒的小说，尽管有那么多粉丝支持，热捧，假如除了韩寒的年轻帅气、出口狂言、性格叛逆、喜欢标新立异这些能够赢得某些80后的认同之外，假如除去这些，韩寒还是今天的韩寒吗？韩寒又有哪一部作品真的能够成为“文学”而名垂千古呢？

    单纯就韩寒的“文笔”而言，个人感觉，文笔可能确实需要天赋，这确乎不是一般地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能够获得的，当然不能否认后天学习可以尽可能的提高写作文笔。比如我所教过的中文系的一位学生，白某，长相肯定在韩寒之上，是一位十足的帅哥，他的文笔，也绝对不在韩寒之下（如韩寒以及韩寒的粉丝、铁丝不服气，我马上可以提供这位学生的联系方式，以作证实）。一次，我把白某所写的文章拿给一位铁杆的韩寒的粉丝看，我说，这文章怎么样，这位极其自负的韩丝马上告诉我，老师，这绝对是韩寒写的，他的书我都看过，甚至都能背诵！我听罢很是吃惊，一方面暗自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颇为得意，另外一方面也不禁叹息，韩寒实际上也不过如此！

    所以，韩寒文笔尽管可能有天赋，但是同样有天赋的人，肯定会超过韩寒，至少可以达到韩寒的水平，使韩寒的铁丝一口咬定这就是韩寒的作品。不过，韩寒所批评的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不知道韩寒能够超越吗？我个人感觉，就如同香港和台湾那贫瘠的后殖民地文化土壤中，不可能出什么逸响绝伦的大作家一样，上海滩上这位连大学这样的基本社会化过程都没有经历的小伙子，依靠天赋的文笔和妙语，尽管有王朔般入木三分的犀利，但是仅靠这些能够成为一流的“文学家”吗？凭借多年研读历史的理性，我对此表示高度怀疑。

    四、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绝对无法互相认同，韩寒也全然没有浩歌的历史底蕴和学者风度。

    我和浩歌是小学、中学同学，大学虽不在一个学校，但都读的历史系，因此互相的理解可能会更深一些。我相信历史理性对浩歌的深刻影响，它使得我们从来都是冷静地看待世间发生的一切，即便是“热点”，也能够把它放到历史长河中，立足现在，从过去、未来双向加以把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注定要悄然寂静的，即便在特定的环境下一时风光无比，最终还是注定要黯然失色，这也就是所谓“当时则荣，没则已焉”------一切都必然要经历史的检验：凡是对于历史进步有所付出的，历史也必然会公平地有所回报。这是历史的基本规律。浩歌对文学以及文学史的研究和解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非如此。

    韩寒凭借自己在今天转型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获得的盛誉，肆意妄言，不惜满口脏话，这正体现了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养。韩寒虽然文笔很好，但是他可能到现在都不懂什么叫“文”，什么是“文学”，至于什么叫“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传统”等等，就更不用提及了。韩寒的满口大话，貌似自信无比，傲视一切，但实际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恰恰显示出他的严重的先天不足，也就是因“文化底蕴”的偏簸和缺失。韩寒成长于上海，耳闻目染，“海派”文化虽有熏陶，但因韩寒未能真正上大学而难以把握其精髓，却吸取了不少“海派”的糟粕。韩寒虽未经历“文革”，但又因上海是“文革”发源地和重镇，从他的言谈中不难发现，他身上“文革”的影子随处可见。韩寒很幸运，生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大上海使他视野开阔，从而能够顺利吸收舶来的西方文化。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个“文学韦小宝”，或者“王朔的帅哥版”的诞生，是不言而喻的了。

       所以我认为，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一个是以文学之名，躲避崇高，千方百计地践踏文学的本质，企图使文学成为某种尽情发泄式的语言躯壳，从而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一个则是以历史为基础，以评论为导引，鼓励人们阅读文学，热爱文学，使文学成为熔铸民族灵魂的精神食粮。两者相差太远，绝对无法互相认同，韩寒也全然没有浩歌的历史底蕴和学者风度，浩歌平素谦谦君子，即便痛而反击，那也一定是忍无可忍。纵观浩歌和韩寒之争，确实如浩歌所说，“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是我们这个民族杰出的文学大师，是民族心灵史的书写者，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者，其地位是历史的决定、人民的选择，经过了文学史的检验和评价，颠覆大师贬低大家可笑而且徒劳。”“对中国人公认的文学大师贬低嘲讽，伤害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尊严，对文学大师心怀尊敬之心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涵养，是一个文人的基本修养。”当然这些对于“文学韦小宝”和“帅哥版王朔”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韩寒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可恶的，其实，最可恨的却是拉完了屎还要占着等坑。 ”不知韩寒对后者有无深刻体会？

    这本书是1993年5月我在定州二中实习期间，从西街附近胡同旁的一个地摊上买到的。这个地摊的摊主是一位老先生，通过谈话可知他读过一些书，但文化程度不高。当时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出摊，有时大概因为忙别的事情，便由他的儿子，一位30岁左右身材不高、有些黑瘦的伙计来照应。因为他的摊子上没有什么值得买下收藏的书，所以散步或逛街时，看到他们的书摊，匆匆浏览一下，也就算了。偶然的一次，是他儿子看摊，因为有几天没有到他们摆摊的地方去了，于是便看了一下，没想到，正好看到这本《文苑花絮》，因为封面和装祯很土气，如果不是赫然印着“郑逸梅著”几个字，也就“擦肩而过”了。我拿起了这本书，随手翻阅，读完最后一篇《我的小天地》和末二篇《姑嫂饼别饶风味》，当即决定买下，于是向那位老兄询问价钱。

   “五块钱，少一分也不卖”，他一定是看到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做卖卖的心理，顾客喜欢，自然要抬高价钱，宰一把。我平素最深恶痛绝这种心态，刚想拂袖而去，可确实有点舍不得这本书，于是，我忍了忍，和他砍价。

   “五块钱”？五元钱在1993年也不是个小数！年初，余英时先生的《中国传统的现代诠释》新版，定价5元多钱，这是我当时买的比较贵的书籍了。在我看来，只有这样部头稍微大的书，才能值5元！我看了看定价，1、02元，“这么贵啊？能不能少点？我诚心买你的，三块钱吧，老兄？”

   “别废话了，少一分也不卖！”

   “废话？”我听了这两个字，感觉十分刺耳。你卖我买，砍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怎么说是废话？而且，素昧平生，为什么说话这么难听？本来我就极其看不起“投机”的商贩，而你还觉得“奇货可居”，自以为了不起，说这么难听的话！很想发作，但又想到孔子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更兼西哲所谓“沉默是最大的反抗”，虽然舍不得这本书，后来一想以后机会还多呢，干嘛偏偏在这里花高价受这个窝囊气呢，于是便狠狠地瞟了他一眼，愤然离去。

    一个多月的实习很快就要结束了。偶然的一次散步，还是在那个地方，又看到了那个地摊，这次是那位老先生看摊，我忍不住，走过去看看那本书还在不在。一到摊位前，就看到那本《文苑花絮》依旧摆放在那里，想必书摊的行情不好，难怪那哥们赚钱心切。这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和那位老先生搭话，询问他这本书的价格，他说四块钱！呵呵，有门，老先生到底比他的儿子老到且实在多了。

   “老大爷，四块钱有点贵，你看三块钱怎么样？”

   “四块钱还贵呀？这是郑逸梅老先生的书，他可是大作家，你看看内容，写得多么精彩呀，四块钱可不贵啊!”

    大作家？老先生可能仅仅知道郑逸梅先生而已。我接着砍价。

   “我是学生，还不挣钱，四块钱有点贵，三块钱我还能承受。”

   “噢。你是学生？”

   “嗯。我们是河北师院历史系的学生，该毕业了，在二中实习”。

   “噢，是大学生啊！你喜欢这本书？看你很诚心买，这么办吧，三块五怎么样？”

    三块五？这可比那位老兄固守的五块钱少一块五呢！

   “行。那就三块五。谢谢您了”。

    老先生把书上的土用袖子拂了拂，递给了我，和我聊起了郑逸梅。我告诉他，郑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92年刚刚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从1913年他18岁起，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其擅长写人物传记、名人轶事、文史掌故，多以清末民国文学艺术届奇闻轶事为内容，篇幅不长，正好补足报纸阙处，故人称“补白大王”。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别具一格，雅俗共赏。这本《文苑花絮》是他的系列作品之一，集子中最后一篇文章，是老先生有点总结性质的代表作，给我们生活和人生很多智慧的启发。

    听完我这番“阔论”，老先生直竖大拇指，“哎呀，你懂得真多，不愧是大学生，家里边肯定有读书人，祖上一定是秀才举人”！

    我听了他这番话，哈哈大笑，不禁联想起鲁迅《社戏》里边的六一公公。---祖上一定是秀才举人？远祖是不是宋朝皇室我不知道，反正我上边7、8代都是地道的农民，土里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那里来的什么秀才举人？不过，老大爷的这番话倒是让人听了很舒服，这么多年了，回忆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

    前面谈到了，这本书的装帧很一般，这还不算，书的切割也很成问题，不是正正规规的“直角矩形”而是有点像“平行四边形”，所幸左右两边上下还很整齐，但上下两边就很成问题，摆在书架上，因为底边和书脊之间不是直角而是锐角，于是就向里倾斜，和同一个架子上别的书在一起，很是难看，这情况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请学校文印室的一位老兄，用切割机整齐地上下各借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小边，总算是恢复了“直角矩形”的本来面目，但相对于别的书，就稍显得“矮”一小截了。今天，《文苑花絮》已经有中华书局2005年7月新版，印刷装祯都很精美，定价20元，但我还是喜欢这本大学毕业实习期间买的旧版书，毕竟里面蕴藏着这么一段令人有所回忆的往事。

    一，自我标榜，排斥他人。极左派最根本的法宝，就是自信掌握真理，自我标榜正统，这是新老极左派的一贯技俩，王明、四人帮、康生都如此，好像只有他们才懂得马列主义，只有他们才代表正确的革命方向，别人都愚昧，其实他们最愚不可及；他们手握所谓的真理大棒，终日英雄立马，抑或枕戈待旦，容不得别人一点分歧和意见，只要和他们不一致，立刻战斗；

    二，斗争性强，乱扣帽子。极左派为了掩盖内心的怯喏，“善于藏拙”，与人讨论问题，不是探讨性的，互相汲取经验，而是每谈必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稍有不慎，他们便会接连扣帽子，“文革”时期四人帮的帽子工厂的产品，差不多都继承过来，随便想扣哪一个，就会有哪一个，只可惜生不逢时，无法下棍子；

    三，陈词滥调，识见浅陋。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既没有认真读书，更没有真正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只是一味地站在可怜的肤浅的道德谴责的泥泞小路上，展开文革大批判的架势，声嘶力竭、歇斯底里，空谈理论，声东击西，脱离实际。所以，他们无视新中国曲折的发展史，无视极“左”带给民族的种种危害，所以无法深刻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所在，除了谩骂，他们给人们提供不了任何有益的解决方案，所以在辩论中，稍微交手，极左派们便江郎才尽；

    四，强词夺理，危言耸听。因为极左派知识积累、实践储备极其贫乏，所以，在辩论中，极尽强词夺理只能事，什么jiangqing上台照样要发展经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接踵而出，令人哭笑不得，只好鄙夷；不仅如此，极左派们无视党中央一再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肆攻击改革开放，甚至危言耸听，制造恐怖，只可惜信众寥寥，于是左派们最后一旦黔驴技穷，只好“不胜怒，蹄之”；  

    五、嗅觉灵敏，逻辑混乱。极左派们的嗅觉极其灵敏，甚至灵敏得有点过度，公审的时候jiangqing说过著名的:“我就是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狗的嗅觉不是很灵敏吗！打个比方，你吃馒头，他们就会嗅出这白面是否社会主义地里长出来的！但是这灵敏一旦过度，影响了谈话的逻辑，那可就糟糕了。这里的逻辑不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又称大逻辑，也不是黑格尔的《小逻辑》，而是最一般的“形式逻辑”），极左派还有一个最大的特长，就是你没有的意思，他们会给你嗅出来，进一步歪曲之。文革时期诸多冤假错案，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可惜今天他们没有任何市场了。

    读罢此文，深有同感。中国语文的学习，绝非高中初中12册课本所能包揽。在古代，中国语文教育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侧重字词释义音韵训诂，大学则偏重义理考据和辞章，合起来就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内的“全息”的素质教育。今天所谓大学，就专业而言，愈加科学系统，然而，就中国语文而言，却日渐式微。此为何故？

    1、西方本位主义在作怪。自鸦片战争之后，国人自信力随着国力衰败而丧失，曾几何时，废除汉字呼声一浪高似一浪，幸赖今日中国国际声誉日隆，而汉字通过五笔字型等快速输入亦完全可以作为电脑思维之语言，废除派方始悄然。然而，近代西学东渐，西化影响深入国人脑髓，遂将代表中国文化之“中国语文”等同于仅仅表示语言、思维符号之“英语”等拼音文字，一切比照英文等拼音文字来“学习”中国语文，其始作俑者，可以上溯到《马氏文通》，须知中国语文和西洋拼音文字想比，蕴涵之深，可谓天壤之别，其文化功能迥异。所以，始自近代之“西方本位主义”影响一日不消除，则中国语文教育一日不正轨。

    2、学习西方“矫枉必须过正”之滥觞。1978年底改革开放，摒弃极左错误，掀起学习西方主要是美欧之高潮，过去学校所开设俄语课，因中苏交恶均改教授英语，然20年左倾，中国英语人才几近匮乏，为赶美超英，遂从中学开始全面学习英语，大学则更是把考英语四六级作为毕业、就业之必要条件。众所周知，学习语言最佳时期是童年，而学习语言最好途径是听和说，而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分数万能”之中国教育界，英语和其他拼音文字之学习，重在考试过关，而基本忽略听和说，成为毫无实用价值的聋子英语和哑巴英语，但这种教育方式，却还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记单词、精读、泛读、做题，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于是，大学本科四年，英语学习竟然占去相当一部分时间，而毕业之后，除了少数学生进一步出国深造之外，大学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所学的英语，基本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与此相比，专业课却被耽误，难以精进。

    3、中文“西化”的恶果。从中学到大学，大量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学习“应考英语”，牵涉很大精力，专业被耽误不必待言，更可怕的是，在应试教育长期的淫浸之下，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语言的结构形式来理解中国语文，认为不过也是区区说话、思维工具而已，全然忽略中国语文所承载的文化底蕴。须知中文是不同于西洋拼音文字的独特的“文化语言”，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这可以从中国文字的特性得出结论：汉字六书，其中能造字者四，即象形、会意、指事、形声，此四种造字法本质不二，都是“象形”，所以中国文字不仅表音，从其字型形成过程看，更包含丰富之意蕴，进而包含丰厚之文化遗存，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独特之文化理念。如儒家学说之前身，商周礼乐制度，对汉字字型字义形成发展便有着巨大之影响，如“止、戈”为“武”，以及歧视妇女种种。中国文字既受中国文化影响，故脱离中国文化传统而学习中国语文，实属舍本求末，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其结果不仅不利于中国语文作为交流工具，更大的危害还在于使当代大学生更加缺乏对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缺乏认同感，直接导致民族虚无主义！长此以往，他们还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吗？

    记得周振甫先生在《怎样学古文》一书的序言中谈到，过去的老先生们，很小读私塾，被强制读《四书》《五经》，因为年龄很小，记忆力很强，这些经典很快全部记住，但是却根本不懂什么意思，但是记住了就不会忘记，等长大之后某一个时期，在阅历丰富之后，有几个地方明白了，于是很快全部“打通”，整部经典全部都明白了，中国语文水平、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造诣、思维方式和人生修养、人生境界也就随之大大提高！这就是中国语文学习的系统化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最重要的综合素质。

    今天，我们并不主张要恢复“尊孔读经”（我写了数篇文化随笔都是这样反对倒退！），但是诗词歌赋、乐府文章等经典诵读在今天也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学习中国语文的途径。毛泽东当年在湖南长沙一师，为了写好文章，专门把唐宋八大家之鼻祖韩愈的《韩昌黎文集》全部背诵如流，于是才有了奠基新中国现代文风的“毛式文体”，可见学习经典的重要性。对于大学生来说，今天的经典不仅有古代散文和诗词歌赋，也还有近现代散文和诗歌，《大学语文》恰恰是在中学语文课基础上能够吸纳这些古代、近代、现代散文诗歌等经典名篇的课本和课程，所以，为了提高大学生的国文水平、历史文化底蕴、思维方式和人生境界，切实加强《大学语文》教学，势在必行，否则即与日渐隆盛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声誉决不相称，更何况我们还要培养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才！

    至于《大学语文》教学及考核的方式方法，是否要和大学英语考试采取一样的四六级形式，我觉得这还有待于大学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教学方法，进一步进行认真探索和研究。

    虽然常常发崇古之幽思，向往谢灵运和陶弘景的隐逸山林，或陶渊明、孟浩然守拙田园；去过苏州留园，玩味过江南园林的隽永，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在北京的一处住所，那就是已故河北师院历史系王树民先生、中文系常林炎先生等所住的和平里河北师范学院在北京的留守处。

    我第一次去这个留守处，是1992年5月，我们历史系八九级去北京所谓参观考察，我偷闲专程拜访了王树民先生、常林炎先生，还有历史系的一位张延举老先生，收获颇丰：和王树民先生聊了顾颉刚，和常先生聊了钱钟书，当然，中心话题还是张恒寿先生的不幸逝世，记得常林炎先生还特地给我写了他所撰写的一副挽联，张延举先生则特地让我看了他收藏的据说是用部分“和氏璧”雕琢成的一枚玉玦。

    在这几位老先生家穿梭的的时候，特意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因为这些建筑大概都是五十年代的，所以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灰色的，但遍布这个小区的树木却不少，有国槐，有杨树，有的吐了新绿，有的则已经一夜成荫，而因为居住的都是老人，所以楼与楼之间的空地上，也是芦草如茵，这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北京闹市，不啻世外桃源。从闹市乘公交车到这里，仿佛从时光隧道回溯到了久远的过去：格调灰色的建筑，葱茏的绿草树木，陈旧昏暗的楼道，不加装饰的水泥地板，古旧的家具陈列，和蔼矍铄的老先生，构成了一幅绝好的“后现代”般的画卷!

    据说，具有孤独倾向的思想者喜欢居住在小镇，因为半隐居的状态和幽静的环境，有利于持续的理性思考。德国哲学家康德多年来，几乎罕为人知地居住在乡间小镇哥尼斯堡，每天下午钟敲五下之后，康德就会穿着整齐的西服、戴上礼帽、拄着拐杖沿着乡间小道悠然沉静地散步。爱默生居住在康科德，梭罗则在“瓦尔登湖”畔找到了一块精神的旷野，海德格尔在弗莱堡附近黑森林深山里，一个叫托特瑙堡的地方筑造了一座孤立的木屋，这成为远离尘嚣的宁静的思者生活的见证。

    但我并不喜欢乡间。因为乡间冷僻而平静的生活，虽可孕育出深邃的思想，但远离了书店、古玩市场、茶店，远离了网络，特别是远离了高校的人文环境，我的精神无法呼吸。所以，我很向往和平里的河北师院留守处的那片树木掩映的旧楼群，临近闹市，却形如隔世！

    我还记得诗人，编辑屠岸先生，也住在留守处附近。1996年春，我拿着恩师宏荃先生的信和书稿，曾到家中同他商议出版之事。我想不出，那么多的饱蘸深情的诗篇，竟也是在和平里这灰色的居所中诞生的，这大概也是屠先生的哥尼斯堡或者“瓦尔登湖”。

    由此，想到现在一路飚扬的房价，还有很多房虫和可怜的“房奴”，不禁又想到了常林炎先生。91年5月那次拜访，我看到常先生居所的墙上，挂着他早年写的一首《木兰花慢》，这首词写于44年的下关码头，内容似平淡，但落款处钤着常先生自己的一方印章，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丁庐客人也”！客人？我们都叫主人，梁启超：“饮冰室主人”；我自己也附庸风雅，自号“逸泉轩主人”，怎么，您却叫“丁庐客人”？ 常先生笑着解释说，我住在丁庐，人生如过客，所以叫“丁庐客人”！听了常先生的解释，我如临头棒喝！是啊，人生匆匆，生命如寄旅，虽然“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但这个主，恐怕不是“房主”！所以，我觉得，一个“丁庐客人”，常先生的境界则全出矣！1995年5月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传统文化研习班，中途抽空再次前往和平里，先拜访王树民先生，然后准备看望常先生，王先生说，你别去了，常先生去世了，还没一个月呢，说是肚子疼，到了医院做了手术，打开腹腔，肠子都断了！我听后愕然，叹息良久！回去的时候，遥望丁庐，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常先生可谓参透人生的智者!

    所以，我喜欢树木簇拥的旧房，喜欢那灰色的格调，喜欢那质朴的小空间，喜欢房子外边的林荫道。1999年学校买房时，我的希望就是一间旧的一居室；因为有人说旧房的电压不稳，难以带动空调，而且很多还死过人，所以临时改变主意，买新房，当然，新房也只能是一楼和六楼，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六楼。这是深受河北省作协主席尧山壁《家住六楼》的影响，尧先生讲，他年轻时分房，只能住六楼，但是六楼良好的采光、静谧、开阔、锻炼身体等诸多好处，使得他老年有资格住三楼的时候，他仍然选择六楼。我则素喜“站在巨人肩膀上”，也就是善于吸取前人的经验，所以六楼的好处，体会甚多，采光、静谧、开阔、锻炼自不必说，夏天酷暑，打开南北窗户，凉风徐徐，穿庭过堂，无比惬意。只可惜这是新房。新房装修可以十分气派，但很难衬托出意境和情致；旧房不加雕饰，里边哪怕稍加陈设，就会突出格调和品味。诸葛亮《诫子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诚哉斯言！

     　这个宣威火腿，就是鼎鼎大名的“云腿”之冠，是云南省著名特产之一，素以风味独特而与浙江金华火腿齐名媲美，蜚声中外，脍炙人口。虽然久仰其名，也看到过包装精美的实物，但却因为近几年浙江金华火腿问题曝光，一直没有敢购买品尝。今天，算是一饱口福。这道菜的火腿切成片状，半肥半瘦，肥的部分如透明道林纸，瘦的部分则颜色较重，大概是经过腌制的缘故。夹一块吃到口中，细细咀嚼品味，肥的部分，香而不腻，瘦的部分，似有芝麻佐之，底味却又好像有些许腊肉的意思，下咽后回味有些甘甜，总之，味道颇不俗，无怪乎孙中山先生在品尝后即盛赞宣威火腿“色鲜肉嫩，肥瘦适宜，味香回甜，油而不腻”，以至于宣威火腿也就成为云南各地出产火腿的代表，被称作“云腿”。

      其实，“云腿”本来包括宣威火腿、撒坝火腿、三川火腿、鹤庆火腿等。因宣威火腿占生产销售总量80％以上，加之宣威火腿及其“云腿”罐头于1915年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1923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名特产品赛会上获优美食品奖，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题辞“饮和食德”盛赞之，宣威火腿遂名声远播，国内外皆将云腿视为宣威火腿。宣威火腿出产于曲靖地区宣威县，当地群众有丰富的养猪和腌制火腿的传统经验。由于腌制原料经过挑选，制作功夫独到，腌熟的火腿外形端正，只大骨小，皮簿肉厚，肥瘦适中，肉色红艳，香气浓郁，食味鲜美而回甜，用以烹调多种菜肴，均极可口，久吃不腻。宣威火腿产销历史很长，相传已有数百年历史，一经品尝，无不为之倾倒。如现代著名学者，张恒寿先生在清华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庄子研究专家刘文典（刘叔雅）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有一个雅号：“二云居士”。“二云”指的是“云腿”（云南的宣威火腿）和“云土”（云南产的鸦片）。刘文典嗜食“二云”，故得“二云居士”之雅号。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感旧录》中称：“叔雅人甚有趣，人称之谓‘二云居土’。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刘文典素有名士之称，狂傲无比，但却如此钟情宣威火腿，且与鸦片并举，足可见宣威火腿滋味醇足的诱人魅力了。

    我已经连续五六年没有看过“春晚”了，即便是五六年之前，也很少完整地看下来。原因呢，很多，比如春晚的相声，尽是些无聊的调侃，毫无语言艺术可言；小品，某几个人---比如赵本山---独霸一方，我最不喜欢就是那股都听腻了的油嘴滑舌的东北腔；歌曲呢，除了《常回家看看》等少数几曲“发于肺腑”的心声之外，大多边听边被淘汰；主持人的主持呢，要么很程式化，了无新意，要么有点随心所欲，瞎侃一气；倒是每年“春晚”的戏曲，给人以“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清新感，不过，这几年央视同时举办大型“春节戏曲晚会”，所以，干脆不看“春晚”，直接去看戏曲春晚了，反正都是迎接新春娱乐活动。

    春晚是从1983年开始举办的，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从央视举办第一届“春晚”开始，就成为中国人除夕夜最重要的内容。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家中没有电视，为了看春晚不得不到县委大院跑好几个单位找电视看，而每个单位都是人满为患，我们小孩子根本挤不进去而着急生气的情景；我还记得，回山区老家过年，因为没有电视，看不到春晚，那时候也没有重播这一说，回家之后，听到大人们和同伴们津津有味地评价，自己内心懊悔不已、遗憾非常的心情；那时候，春晚的大部分歌曲，从播出开始，就成为脍炙人口的传唱的名篇；春晚的小品相声，讽喻结合，在哈哈大笑中着实给人们出了一口气，大家都酣畅淋漓！

    但是，从90年代开始，春晚也开始注水，越来越片面追求娱乐性，什么弘扬主旋律，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离现实社会也越来越远。印象中，有一年春晚，大概是《编辑部的故事》热播之后吧，人们骂得比较多的，是侯跃华演的一个小品，毫无艺术性可言，大概仅仅凭着乃父的名气，恶搞一气；还有一年，是赵本山扮演的一位农村老大爷，听说县委书记来修路，激动万分，这样的县委书记现实中就是有的话，也绝对是凤毛麟角，能有普遍意义吗？正当腐败愈演愈烈的时候，你赵本山搞这样一个小品，人们能高兴才怪呢！所以人们最为怀念的春晚小品，还是赵丽蓉所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打工奇遇》《如此包装》无一不是经典，这绝不单纯是老太太幽默诙谐的语言，更因为辛辣无比的讽刺，而这种讽刺绝不是彻底否定，而是在辛辣之余，让大家，让全社会都在暴笑之后，认真思考，改进，如《打工奇遇》在最后，老太太奉送假借“宫廷”牟取暴利的酒店老板四个字“货真价实”，就很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因为近十几年造假成风，为了赚钱，什么稀罕事没有啊！所以，这样的小品，人们爱看，因为它不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且还“贴近生活，改进生活”！

   “春晚”的歌曲也是如此，《尚书》云:“诗言志,歌咏言”，歌曲和诗词一样，必须立足现实，发自内心，只有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才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才能打动听众。港台的一些通俗歌曲，之所以流行，就是这个原因，它们看上去很下里巴人，其实完全合乎诗歌创作规律，《诗经》中国风部分的很多诗篇，不也都是当时的“通俗、流行”歌曲吗？但是，一旦脱离这个规律，任凭你的灯光多么绚丽，穿着多么摩登，动作多么前卫，唱法多么新奇，但是想在大众中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一定是痴心妄想。“春晚”的重头戏歌曲都没了意思，本次主办方美其名曰收视率逾九成、83.6％的满意率，鬼才相信呢！

    这些记述都认为“庆都山”在唐县城“东北5公里”，这和古代史书、笔记的记载大相径庭。

   《汉书·地理志》“望都”下注:“张晏曰：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登尧山见都山，故以为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以攻龙、孤、庆都”，此文下注《正义》引《括地志》云：“又定州唐县东北五十四里有孤山。盖都山也。《帝王纪》云‘尧母庆都所居’。张晏云‘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尧山，南望庆都山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唐山）县北八里。一名唐岩，亦名尧山。又县东北十五里有孤山，四面平坦，不与他山相接。一名都山，亦名亘山，又谓之望都山。张晏曰：都山在望都县南，尧母庆都所居。尧山在其北。登尧山，望都山，故以望都为名，即此二山也。”

    由以上材料，可知：1、保定唐县、完县、望都三县所谓帝尧“生域”这一带，有尧山和庆都山，分别以尧和尧母庆都的名字命名；2、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北登尧山望见庆都山，望都县由此而得名；3、尧山和庆都山之间有一定距离；

    那么，尧山和庆都山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二山之间到底相距有多远？

    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滱水注云：“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唐县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于此城取中人乡，则四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滱，与应符合，又言尧山者，在南则无山以拟之为非也。阚駰《十三州志》曰：中山治卢奴，唐县故城在国北七十五里。駰所说北则非也。《史记》曰：帝喾氏没，帝尧氏作，始封于唐。望都县在南，今此城南对卢奴故城，自外无城以应之。考古知今，事义全违，俗名望都故城则八十许里，距中山城则七十里，验途推邑，宜为唐城。城北去尧山五里，与七十五里之说相符。然则俗谓之都山，即是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皇甫谧曰：尧山亦名豆山。今山于城北如东，崭绝孤峙，虎牙桀立，山南有尧庙，是即尧所登之山者也。《地理志》曰：尧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又无山以应之，是故先后论者，咸以《地理记》之说为失。又即俗说以唐城为望都城者，自北无城以拟之，假复有之，途程纡远，山河之状全乖，古证传为疏罔。是城西北豆山西足，有一泉源，东北流径豆山下合苏水，乱流转注东入滱，是岂唐水乎？所未详也。又于是城之南如东十余里，有一城，俗谓之高昌县城，或望都之故城也。县在唐南，皇甫谧曰：相去五十里。稽诸城地，犹十五里，盖书误耳。此城之东，有山孤峙，世以山不连陵，名之曰孤山，孤、都声相近，疑即所谓都山也。《帝王世纪》曰：尧母庆都所居，故县目曰望都。张晏曰：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登尧山见都山，故望都县以为名也。”

    按：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载，春秋时期，境内已有左人邑（今周雹水、北雹水）、中人邑（今都亭）、孤邑（今北高昌，亦称庆都邑），阳邑（亦称唐邑，今固城），属燕地、中山地。又据望都县志记载：庆都县原治所自西汉至北宋，在唐县固城、高昌一带。故郦道元《水经注》对阳邑（按即唐城）、庆都县旧治，考察极为清晰：今之“南北固城”，就是所谓帝尧史封之“唐”，而“城之南如东十余里，有一城，俗谓之高昌县城，或望都之故城也。县在唐南”，“稽诸城地，犹十五里，盖书误耳”，郦道元作了实地考察，唐城与高昌城之间，相距大约十五华里，所以皇甫谧说相距五十里，大概是书写之误。而《汉书，地理志》说，“尧山在南”，而唐城之南并没有这样一座“尧山”，但“唐城。城北去尧山五里”，城北却恰恰有这么一座“尧山”，这座距北固城五里的所谓“尧山”，即是位于顺平县境内的“伊祁山”，也就是《完县新志》所载帝尧出生之地，由此可知，尧山就是伊祁山。

    再说庆都山的位置。《史记正义》引“张晏云‘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相去五十里，北登尧山，南望庆都山也’”。按郦道元《水经注，滱水注》云：（唐）“城之南如东十余里，有一城，俗谓之高昌县城，或望都之故城也”，而“唐城。城北去尧山五里”，又云“此城（高昌）之东，有山孤峙，世以山不连陵，名之曰孤山，孤、都声相近，疑即所谓都山也”，由此可知，唐城大约距离高昌城“十余里”，而唐城北距尧山五里，高昌城之东即是“孤山”，故“尧山”南距“孤山”恰好大约十五里左右。所以，郦道元指出，“稽诸城地，犹十五里，盖书误耳”，这虽然是指唐城和高昌城的大致距离，但我们由此亦可知尧山和都山相距也应大致如此，而张晏所谓两山“相去五十里”，皇甫谧说唐城和高昌城“相去五十里”，如此巧合，当是十五里书写之误无疑。故由此可知，所谓庆都山，就是现在在顺平县城通往唐县县城的公路旁，唐县高昌城东、望都郭村村北的“孤山”，当地人俗称“小孤山”。孤山面积0、1平方公里，海拔111、9米，因为四周皆是平原，无山脉相连，故名。因山体结构是“麻片岩”，石质尖脆，便于开采，近些年当地人过度开采石头，已经基本快炸平了。据本地老人们说，孤山上曾经有塔和庙 , 后因开山取石，今天庙、塔今已荡然无存 。

    或曰，郦道元认为“然则俗谓之都山，即是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又引“皇甫谧曰：尧山亦名豆山。今山于城北如东，崭绝孤峙，虎牙桀立，山南有尧庙，是即尧所登之山者也”，这是把孤山当作了“尧山”，这样一来，《汉书，地理志》下注“尧山在南”算是勉强有了解释，但是，孤山之南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那么“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登尧山见都山，故以为名”，假如孤山是尧山的话，登上尧山，面对一望无际的平原，何从望见“在南”的“庆都山”？望都县名又从何得出呢？

    所以，唐县县城东北5公里的所谓“庆都山”，纯属是子虚乌有，这样为了开发旅游而置历史记载于不顾，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一、出家做（当然是武功高强，义高云天的）道士。这是初中时代（大约1984年）看83年港版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第一部《铁血丹心》之后，幻想的人生目标。这在一部连续剧中，武功最为高强而又最侠肝义胆，诗文高妙而兼医道高明，性格豪爽而稍嫌冲动的侠客，就是全真教“七子”之一的长春子丘处机，香港影星夏雨塑造的这个形象相当成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改变了14岁以前“文弱书生”的性格：看了《射雕》之后，开始学会了喝酒，大碗喝酒；开始学会了打架，甚至是打群架；也更爱管闲事，只要“路见不平”，肯定“拔刀相助”；当然也学会了写格律诗，而且写得还有点带劲；开始关注中医中药，到现在还有点基础等等。现在虽然早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但是对老庄道家思想情有独钟的关注，却从那时起成了我读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做叱咤风云的领袖。这是1986年上高中时，读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写得《毛泽东传》之后的深切感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认真读毛泽东的传记，而且又是外国人写得，虽然翻译过程中有很多删节，但还是获得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和观点。我为青年毛泽东求知若渴和为改造社会而奋斗的精神所震撼而感动，于是开始处处模仿青年毛泽东，开始大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和有关传记、史料。直到今天，我收集毛泽东的著作、传记以及相关材料还是比较多的，这为我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很大帮助。正是为了学习毛泽东，我从高中到大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罗沙卢森堡、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卢卡奇、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主要著作，阅读了有关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苏联和东欧兴亡史、共产党和社会党演变发展史的大量书籍，为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基础的条件，也为今天我在政治理论课上讲出“使理论和现实高度统一”的“积极的诠释”的个人观点，积累了丰厚的底蕴。

    三、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者。1989年5月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作为完县中学学生会主席到保定团地委联系社会实践事宜。办完事情之后，来到新华书店，购买了美国学者艾恺所著、郑大华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中国文化的困境》这本对我人生有另外一种启发的人物传记。对于梁漱溟，我并不陌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早在初中时就读过，只知道梁漱溟很反动，毛泽东批判了他，好像是在什么会上，毛主席的语气很严厉。1988年6月梁先生去世后，《人民日报》第一版下方，给他发了讣告，之后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还有《梁漱溟先生生平》，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方发布，评价极高。我这才知道，这是一位近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立独行的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可以说，正是新华社发布的《梁漱溟先生生平》中所披露的，梁漱溟先生1946年赴昆明调查“闻李事件”时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傲然正气以及“文革”中反对批判孔子等敢于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和精神，使我对梁先生的看法大为改观并肃然起敬！正因为肃然起敬，便产生了系统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愿望，没想到，偶然到保定办事，便遇到关于梁漱溟先生的传记，而且还是侧重梁漱溟先生思想发展的传记。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近现代学者的心路历程，觉得做学问很神圣，但或许更有意义。

    上大学之后，在本系老师们的教导下，视野日渐开阔，思考的问题也愈加深入。因为毛泽东和梁漱溟是同年生，所以我经常把他们二者的人生或具体、或抽象地加以比较，有时也把自己早年当道士，做侠客的想法回忆起来一同比较。比如道士和侠客，随着读书的深入，知道这本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道家的旨要说简单点就是“道法自然”，道教更是力主精心摄护“久视长生”，而侠客的思想如果找源头的话，先秦的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倒是有几分意思，但一个主张出世，一个主张积极入世，两者就个人修养和人生理想而言，决难统一，虽然后来墨家的很多思想被道教吸纳。所以像金庸笔下的王重阳、丘处机，既是道教领军人物，又是武艺高强的任侠客，就只能出现在文学的虚拟世界之中了。况且，从现代社会来看，道士的生活虽也与时俱进，但基本是脱节的，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基础所局限的，所以，做道士的路，无非是初中生的幻想，是无论如何无法走得通的。

    再看作领袖与做学者。稍微了解中国历史与当代中国现实，都会知道前一条路也非寻常人所能走得通的。只有这做学者之路，由梁漱溟先生生平所启发，到了河北师院历史系，又深受张恒寿、胡如雷特别是黄宏荃先生，以及秦进才、邢铁、任恒俊老师的影响，毕业之后自己也在高校教书，所以这条路自觉很现实也很实际。做学者“大家”虽不敢企及，但是可以做“小家”，虽然自己身在三类高校，但庙小菩萨不一定小阿，即便是所谓小菩萨，将来也未必就不能成佛，君不见汪洋恣肆如长江者，其源头亦不过涓涓细流，以其虚怀若谷，容纳百川，汇集万条溪水而终成巨浸，这也算是我读书治学的一点动力吧！

    一、目前为止，历史文献最早关于台湾的记述，是晋代陈寿撰的《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 元230年）春二月……遣将軍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市。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说明三国孙权曾想出兵征台湾，但因路远，并没有踏上台湾岛，只是在会稽货市抓了数千台湾人而已。但长期以来，被误以为“三国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卫温、诸葛直曾率甲士万人航海到此”，意思是到达台湾，甚至有人据此认为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

    二、关于“澎湖巡检司”。元代两次招抚台湾没有结果，但在澎湖却有建置，设立了巡检司，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这是大陆政府在澎湖建立正式政权机构的开始。但是，彭虎巡检司所辖范围，只是“澎湖列岛”，并不包括台湾，可是很多无知者，以讹传讹，竟然想当然地把“澎湖巡检司”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台湾，还振振有词，说别人不懂历史，实在荒谬之极，比如名曰“威虎山下一草房”的博客主人，就是此类货色。须知，历史上的台湾和现在我们表述的台湾地区不同，现在的台湾地区，包括金门、马祖、澎湖、台湾四个地区，统称台湾地区，这只是1949年之后形成的地理区域概念，让元代的机构管理现代地区，真是岂有此理！

    三、明代是否管辖到台湾。现在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明代对台湾有任何形式的管辖！所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权威的，由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第40-41页“明时期全图（一）”和42-43页“明时期全图（二）”，大陆和台湾的色调均不一致，但海南岛和大陆的标色却一致，这说明，谭其骧先生他们认为明代台湾不属于中国管辖，当时也不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为什么连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先生，都不认为明朝管辖台湾呢？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也就是没有任何根据！“澎湖至少是台湾一部分”，这是现代人的观念，元、明时代，澎湖和台湾互不隶属，不存在“澎湖是台湾一部分”这样的观念。

    四、台湾自从郑成功“收复”才正式由中国人管辖。准确地说，“收复”是不对的，因为中国无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没有管辖过台湾，它当时是一块“无主之地”，就跟汉唐明代的西伯利亚一样。我们说“收复”是从这个郑成功也很有意思，他收复台湾，其实也并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大义，而是为了反清复明，对抗中央。而且，郑成功的母亲生身母亲田川氏(郑氏家谱称翁氏)是日本人。他生在日本，七岁时才被接回中国。要是从母系研究，那可就更复杂了。所以。我们只能说，郑成功这个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人，认同自己是明朝的子民，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反清复明、报仇雪恨，建设好根据地，于是驱逐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客观上为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

    五、清政府设立台湾府，是有史以来，中央政府正式管辖台湾，台湾才真正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管辖的领土的一部分。1683年7月8日，清政府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陆官兵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从铜山向澎湖、台湾进发。清军向澎湖守军发起攻击，郑军溃败。郑成功之孙郑克塽率众归顺清政府。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六、台湾脱离祖国108年。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回归祖国怀抱，计50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海峡两岸再次处于分裂状态至今，计58年。有人以为这58年不算脱离，因为台湾执政的也是中国人，这是十分荒谬的论调，----且不说1950年到1979年之间美国把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制造了无法收复的局面，形成事实上的侵略，就民进党上台这8年而言，台湾也是在“台独”分子统治下。----如果此说成立，那就没有任何必要统一了，都是中国人执政，台湾也没有脱离祖国，那还搞统一，岂不是多此一举？而且，大陆和台湾，不是同一个档次，不是对等的关系。我们讲祖国，指的是大陆，具体而言，就是代表“法理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从未管辖到台湾，所以，我说台湾脱离祖国108年，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转载：

    郑成功的日本血统及其影响

    郑成功是我国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与民族英雄，他在清初国内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之时，坚持抗清，并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宝岛台湾。因此，三百多年来，一直为国人所景仰与缅怀。

    郑成功（1624一1662）是福建南安石井乡人，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乳名福松。其父郑芝龙，原是海商兼海上走私集团头目，早年从事中日及东南亚各国间的海上贸易，曾多次到过日本。明天启三年（1623），郑芝龙到日本九州的平户进行贸易，在经商中经平户藩主松浦介绍与当地人田川氏（也称“翁氏”）结为夫妻，第二年七月十四日生长子郑成功。郑成功的童年是在日本平户度过的，在他七岁时，离开母亲只身回国，住在福建南安并开始读书生活。后来，其母田川氏经与日本当局交涉达成协议，留下次子七左卫门在日本（其后代至今仍在日本生活），她自己则渡海来到福建郑氏祖居，照顾郑成功的生活和学习。

    明亡后，1645年郑芝龙一家父子、兄弟均拥戴故明唐王朱聿键称帝，在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年号“隆武”。郑芝龙因此先后被封为平虏侯、平国公等爵。隆武帝曾对郑成功说：“恨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勿相忘也！”同时赐他性“朱”，改名“朱成功”，并封其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附马。自此皆以“国姓爷”称之而不名，同时还让他协理宗人府事务。1646年，隆武帝又下旨封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宝剑，挂招讨大将军印，镇守闽赣边界。

   1646年八月，清军自仙霞关长驱直入福建，很快便攻下福州，隆武帝仓皇逃跑，后被清军杀害。郑芝龙不听成功劝告，率队降清北上，郑成功只好带领一支部队退守金门。此时，清军又在郑氏老家抓住郑成功的母亲，亦欲挟其北上。但“成功生母倭妇翁氏手持创不肯去，强之再四亦不行”。最后她毅然用剑剖腹而死。郑成功得知母亲自杀身亡消息后，悲痛万分，他立即率兵赶到安平，但清军已撤回泉州。郑成功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后，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儒冠、儒服烧掉，发誓终生为抗清复明而献身。1662年，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使台湾成为完全由中国人统治、经营的抗清基地。不幸的是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第二年突然病逝，享年39岁。

    从郑成功起，经其子郑经，至其孙郑克爽于1683年归顺清朝，台湾最终回归大陆止，郑氏家族三代总共治理、经营台湾23年，对开发台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期间，郑氏政权继续与清朝对抗，他们不断争取外援，特别是向日本请求援军和物质帮助，同时积极发展海上贸易，用以维持庞大军费开支和发展台湾经济：

    以郑成功为中心的郑氏家族与日本的关系很深，郑成功本人与日本人还有着血缘关系。因此，从其父郑芝龙至其孙郑克爽，四代人前后60余年间，一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与日本保持着联系。如郑成功曾先后5次派使臣到日本乞师，但除了得到一些物资上的援助外，日本并未直接派兵援助。郑成功去世后，由其子郑经继承他未竞的事业，坚持抗清复明活动。他也如其父、祖一样，继续派使臣赴日本乞师，要求日本给予军事援助。1663年，郑经派人带着《致长崎王殿下书》去长崎，取回郑氏家族在日本的存银，以供应军用。在此之后，又先后于1667年和1674年派人到日本乞师，日本当局虽然对郑氏家族一直采取友善态度，但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没有积极响应。

    然而，日本当局对郑成功的友善态度，促进了郑氏家族与日本贸易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彼此的亲密关系。同时郑氏家族也在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从而保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再有，对日贸易也是郑氏政权打破清朝政府经济封锁，以及“迁界”政策的最好方法。郑经统治台湾时期，海外贸易更加发展，郑氏船队从日本运出的货物，除军需物质外，主要是金、银、铜等金属。此外，郑氏家族还有大量资金存放在日本长崎，这些钱大部分是贸易赢余。例如，垄断郑氏与日本贸易的郑泰一人寄存在长崎的白银就有71万两之多。在郑经时代，郑氏商船平均每年有50艘赴日本长崎进行贸易，获利颇丰。一直到郑克爽降清后，他还建议康熙皇帝发展对日贸易，以获取巨额利润，增加国库收入。于是康照皇帝在1685年，命令福州武官江君开和厦门文官梁尔寿率领官船13艘，装载着台湾出产的砂糖到日本进行贸易。从此以后，清朝的官私商船不断驶往日本长崎进行贸易。

    正因为郑成功与日本在血缘、政治、经济和文化文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所以三百多年来，他的名字一直在日本广为流传着。日本的文学家、戏剧家从江户时期开始，就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赞颂郑成功。近现代的作家们也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如中山光义的《国姓爷合战》、上田微古馆的《郑成功的盔甲》等，在日本出版界开创了一门“国姓爷文学”，受到日本人的青睐，经久不息。因此，他长期受到日本人的敬重、怀念和传颂。在郑成功诞生二百年后，日本人在其诞生地建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鎸刻着由平户藩儒臣叶山铠轩撰写的长达1500字的碑文。现在日本九州平户市川内浦地方，还保留着他的故居以及他亲手种植的竹柏树。近年来，日本人为了祭祀他，还在郑故居附近的九山公园内修建了一座纪念他的香灵庙。

    所谓“无良学者”的言论，我都认真看过，除极少数言论偏激之外，大多数都是真知灼见，而且，这些“无良学者”都具有正直的人格，敢于直言，敢于坚持真理，不怕鬼魅，不怕被愚昧糊涂、脑子里有贵恙的左奴或“草根”谩骂。

    这是我不禁想起了王安石。这位被革命导师列宁称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的著名政治家，为了国富民强，毅然变法，可是最后身败名裂，抑郁而死。联想起商鞅、康梁，历史上的改革家，无一不是被最终从改革获益的“群众”所反对，而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于是，我又想起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的一段话：“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迁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惟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今天，假如这些“无良学者”“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假如他们这样，完全可以享受优厚的待遇，“闷声发大财”，谁也不惹，或者像北大的孔庆东一样，高度赞美一下极左派的观点，博得一些喝彩，落个好人缘，这该多好啊！这些“无良学者”到底是为了什么，口出直言，让很多人不高兴甚至招来谩骂、恐吓？如果说是为了献媚当局，可是有何新的前车之鉴，“无良学者”的智商难道比左奴还低？

    答案很简单，因为“无良学者”们都是极其正直的民族脊梁，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前途、为了社会进步在思考，只不过他们的意识超前，而这些学者又缺乏“头脑”，不会投机取巧，只懂得实话实说！比如何作庥老先生，他把那个西山会议左遒张什么德驳斥的体无完肤！

    所以，“无良学者”和那些对“践踏民主、饿死人、论党乱国的文/革”等“左逆”持肯定态度的自称为“草根”的左奴们相比，到底哪个真正的丧失天良，是不言而喻的了。

    ——倘若是真的，倒要声讨老贼了！——老贼！你办不到！——奥运会抬出孔子——中宣部、发改委联合颁布孔教为国教——中央领导去曲阜祭孔——简直骇人听闻——开历史倒车——季羡林真是根底浅，倚老卖老——我看你是昏了头临死还要生事祸害中华！——此人一贯糊涂，耳根子软，此番不定又为什么烂人围绕出来现这次眼还以为匡扶世风义不容辞呢。要改变国家性质、党的性质——和平演变也不带这么明显——向后演变的。你敢定国教我叫敢说你违宪——你先修改宪法。 

    文章虽短，但却骚味很浓。且不说王朔在文中，首先给季羡林先生扣了两顶“莫须有”的帽子（中宣部、发改委联合颁布孔教为国教/中央领导去曲阜祭孔）；也先不论他无端指责前不久季先生“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的建议，单只看此文的题目，王朔的人格及昭然若揭！

    毛泽东在1930年5月，撰写的他一生中都引以自豪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注重调查！反对瞎说！

    这不仅仅是对教条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更是对世人的郑重规劝和告诫！我们且看王朔的文章题目，“惊闻”，这就是说听到了，很震惊。怎么个听到法呢？再看正文，也是开宗明义第一句“倘若是真的”，好一个倘若是真的！就是说听到的并不准确，“莫须有”，难道王朔真的得了南宋那位秦相国的老婆，他本家老太姑奶奶的真传？

    接着再看他的骚文。王朔狂吠，说什么“季羡林真是根底浅，倚老卖老”，简单看看王朔的成长史，就知道王朔的根底怎么样了。查百度，王朔生于1958年，当是诞生于大跃进的激情之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正是8--18岁，1974年批林批孔，王朔恰好16岁，整个中学的“黄金时代”，王朔全泡在了“左”倾泛滥的浑水中。试想，这个时代的青少年能有比季羡林先生那一代更高深的文化底蕴？至于说季先生倚老卖老，这你王朔没办法，老先生的长寿就是因为秉承中国传统文化，有较高的修养。虽然季先生还称不上是“国学大师”，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当过陈寅恪等国学大师的学生，耳闻目染，更加上多年的勤奋治学，老先生“气态谦冲”，“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所以才能够“道义老更真”，给世人和这个世界说点心底的真话。于是这才有季先生几次大谈特谈“和谐”，以及最近谈到的以孔子为形象代言人，趁奥运的绝好时机，打造中国优秀文化的品牌的昌言！

    关于“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的建议，季先生是这样说的：“我建议在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说，“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到处都是你争我夺。而中国向来是一个追求和平、和谐的国度，奥运会正是一个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形象的机遇。” 季先生还强调“要办文化奥运，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7/07-28/989344.shtml）这正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造诣的海内耆宿看似平淡、实则深刻的思考！毛泽东主席说得好：“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孔子的遗产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其文化底蕴之博大精深，是举世公认的。国学大师梁启超在《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一文中指出：“-----所以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 

    众所周知，在我国传统思想中，有两大系统，一是儒家思想，一是道家思想。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对中国的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礼仪风俗等等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只要是中国人（主要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汉民族），那么他的思维方式、道德标准、价值尺度、行为准则、处世方式都会深刻地打着儒家的烙印，我们的社会、家庭则更不待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儒家理念已经融汇成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历经“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不久前很火了一把的央视“百家讲坛”《〈论语〉心得》，与其说是于丹女士高超的讲解吸引了千万观众和读者，不如说是唤起了民众头脑潜意识中延续了三千年的精神火种，向社会展现了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想毁灭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就临近了灭亡的边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血淋淋的绝好例证！无可否认，儒家在中国，从周公制定“礼乐”制度开创前儒学时代开始，整整延续了近三千年之久，其中几次变革，既吸收了时代精神的精粹，也吸纳了特定时期思想上的糟粕，但糟粕并不等于代表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本身。今天我们并不想继续尊孔读经，弘扬儒教，贯彻“三纲五常”，但我们也绝对不能数典忘祖，背叛自己的民族精神，做历史虚无主义者。

    所以，在强烈谴责王朔的同时，我赞成、支持季先生所建议的，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将孔子‘抬出来’”。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印度有释迦牟尼，基督教天主教崇敬耶稣，伊斯兰穆斯林世界尊崇穆罕默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抬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连毛泽东都承认的孔夫子呢？这决不是季先生个人的一厢情愿，这是中华民族真正摆脱“他信力”的充分体现！今天，胡锦涛总书记高瞻远瞩，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可这个社会还不和谐，世界还不太平，我们完全有理由弘扬由我们中国人的先祖所倡导的“和谐”的思想。最近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季先生时，就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和谐”这个话题（顺便说一句，我从未看到，听说过，季羡林先生提倡定“儒教”为国教、建议中央领导人曲阜祭孔的任何有关消息），这确实是以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世人、世界的瑰宝，值得我们认真发掘、总结、弘扬!

    不学无术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王朔，是胡温高远理念于不顾，指责季先生“要改变国家性质、党的性质”，还有那几个带着更大骚味的字---“开历史倒车”，就差说“让广大人民群众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哈哈，是狐狸就绝对会露出尾巴，怎么样，“文革”“上纲上线”的狐狸尾巴不到关键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毕露”的，到了关键的时候，你王朔想“欲盖”而一定会“弥彰”，那就来不及了！最后，正告作为中国人的王朔，你置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老如罔闻，在骚文中破口颇大骂季先生，就这一点，希望你给季先生郑重道歉，否则，趁早自杀以谢世人，免得继续污人耳目，枉与他人做如公厕时的谈资和笑料！

      小时候，喜欢在完县百货公司闲逛，无非就是跟着妈妈买点生活日用品，比如线腰带、袜子、手帕、指甲刀等等，有时候是奉命来买灯泡、碗筷、电池什么的，偶尔也去买一些诸如玻璃球、玻璃丝（就是极细的塑料绳）等小玩具，或者买几只臭球（樟脑）回家臭蚂蚁玩。当时皮腰带很难买到，小孩子的腰带多以棉线制成，物美价廉，但经常摩擦很容易脱线，用一段时间就得换，所以记忆中买“线带”的次数最多。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这些东西只有县百货公司出售，后来多了个县供销社，我们称之为“大红门”，但是商品无论是档次和货源，都没法和百货公司相比。改革开放之后，市场渐趋活跃，各类集市庙会蜂起，百货公司的作用也就日趋衰落，“逛”百货的心思日渐式微。及至初三时到腰山中学学习，第一次离开家住宿，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得自己去这里的供销社或集市购买，这是我“自主购物”的开始，它促使我的生活品味观念萌生：有些日用品开始琢磨自己喜好的花色和品种了。

      上大学之后，这种品味观念随着知识、审美、文化底蕴的增加而日趋强化。但是，受秦进才、门玥然老师的影响，主要心思放在买书和读书上，为此甚至把多年积习的收集古钱的爱好都牺牲了。所以，虽然石家庄也是花花世界，爸妈给我的零花钱亦不算少，加之山西大同的姑祖母、广西叔叔定期不定期给我寄钱，囊中并不羞涩，但为了买书，不仅极少去商场，即便是生活必需品，也自觉选择最廉价的购买。如上大学之后所买的一双皮鞋，就是再三斟酌，在石家庄人民商场的皮鞋专柜一角的“特价鞋”栏中，选择的一双降价的29元的猪皮鞋。这双鞋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其间伴随我去北京考察等多次外出，甚至还有数次登台演出，直到毕业时实在不能穿了，我才恋恋不舍的扔掉。在这个时期，受几位授业恩师的影响，我以为，一个学者或读书人，主要精力要放在读书治学上，穿着一定要朴素大方，戒绝奢华，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必要的工人阶级的意识。

      这种“阶级”意识一直坚持到工作后的第7个年头。

      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个月月薪150元5角人民币。虽然后来不断涨工资，但相对比较起来，薪水也是比较低的。工作不久，爸妈从县里给我买了一辆26“飞鸽”轻便自行车，作为我“上班”的贺礼。我看了之后，内心一阵欢喜，但又看到爸爸骑的还是1972年我两岁时凭票购买的28加重“永久”自行车，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执意把这辆新车转赠给了爸爸，为此还和爸妈大吵一顿，当然最后爸爸也是欣然接受（这辆自行车的“车证”，我一直保存到现在）。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可以折射出那时我的消费观念：这就是，能不买的就不买，能买便宜的就决不买贵的，能买耐用的就决不买花里胡哨的。所以，当时我买鞋，一定要保定几个军工厂生产的军皮鞋，买衣服呢，一定要去保定建华批发市场，或者去青年路的“外贸”商店，买出口转内销的廉价衣服。比如牛仔裤，100元在建华买三条，一直穿到我结婚之后。这期间仅有的几次“奢华”是：一、1993年底，爸爸来保定陪我在商场买了一件八十年代很时髦、当时趋于末流的黑色“雪花呢”大衣，花了350元；第二次是1995年初，自己到保百大楼，购买了一块“海鸥”牌单日立机械表，花了72元；第三次是1995年9月我去北京大学进修，看到满校园的衣着整齐时尚的大学生和教授，特别是自己比较崇拜的刘桂生先生，那么大岁数了，不仅讲课生动有趣、举重若轻、高屋建瓴，穿着呢，也十分讲究：一次大雪之后，刘老师进教室脱下时髦的外套，身上一件崭新的红羊毛衫显得格外精神。再看自己，上身蓝色军便装，下身十几元的皱巴巴的裤子，实在是没法跻身人群，尤其是一次去找老同学杨新，被楼管员误以为是“电工”，硬是不让进！于是我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十月一回保定，在商场买了一件夹克衫和一件威鹏牛仔裤，总共花了260元，这在当时是我近一个月的工资！

      2000年，我开始在外面代课，有些许收入，同时学校内的工资也已经涨到近800元。经济条件的改善，也为我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创造了条件。回忆起来，有两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直接促使我的消费观念的转变。第一件事：这一年入冬，天气寒冷，恰好代课的单位发了500元钱，于是在保定商业大厦，买了一件深蓝嵌有红条的“波思登”羽绒服，花了375元，当时觉得十分奢侈，有些心疼。等到2001年夏天和芳妹一起逛保百的时候，同样的羽绒服竟然降到175元！看完价格之后，不光是心疼，而简直就是责怪自己一点也不懂“市场经济”了！第二件事：从1998年我的两双军皮鞋、军凉鞋报废起，我几乎每年十一呢，要买一双皮鞋，一般100元--120元左右；第二年五一的时候，要买一双皮凉鞋，价格则在80元上下。因为我的脚幅面高，穿鞋也比较费，加上买的皮鞋多是无名厂家生产的，所以一般穿过一季之后，即告报废，然后临近换季再买。2002年夏初，我的旧皮凉鞋坏了，实在没法修理，有些一筹莫展的时候，芳妹兴高彩烈地给我买了一双“康奈”皮凉鞋，说是降价的，150元，我听后十分生气，和她大吵了一架，责怪她不该这么奢侈，随即要她退掉。芳妹委屈地告诉我，降价鞋不能退，当时正赶上8月底我们要赴上海、江浙考察，我确实也没有像样的皮凉鞋，于是勉强穿上，当时估计到十月份就得开胶。但是这次我的主观经验却不起作用了，这双“康奈”皮凉鞋，伴随我从保定走到南京、嘉兴、苏州、杭州、上海，几经风雨，到十月中旬，该换季的时候，竟然丝毫没有变形，更别说开胶脱线了！第二年初夏，又拿出来穿，一直穿到2005年秋，样子实在有些过时，我才把它收起来，但是鞋子居然还没有坏，四年给我省下了至少300多元钱！事后感慨万千、认真反思，这双鞋子之所以能够“穿得住”，一则因为是“名牌”，一分钱一分货，质量摆在那里，虽然降价处理亦然；二则价格比过去的鞋子高了一倍，穿的时候处处得加小心，这小心便从另外一个角度延长了鞋子的生命，于是，更节省了钱。无怪乎有经验的人都说，“名牌”贵却更“节约”，就是这个道理。

     这两件事也使我总结出了购物的窍门。

      首先，不要当季购物。比如买羽绒服，寒冬腊月，当然价格昂贵；酷暑夏日，必定减价处理，这就是尽人皆知的工薪阶层购物的最好选择，即所谓“反季销售”。“有钱不买半年闲”，况且，衣物都有货全和短码的情况，货全时，肯定价格较高；短码了，货号不全了，对于厂家和销售商来说，消费者难以确定，价格肯定下调甚至大跌。所以，春节之后，特别是五一之际，去年冬天的衣服鞋子肯定要廉价抛售；立秋之后，十月一之际，当年夏天的衣服鞋子也一定会减价处理，无非是穿的时候样子有些过时而已，但有时候过时的东西却能体现个性！明白这个道理，买东西肯定会节省不少钱，但却买得称心如意。

      其次，一定要选购降价“名牌”，花钱不多，穿起来彰显品味，很上档次。名牌之所以是名牌，除了极少数弄虚作假之外，大多数还是以“信誉”胜出，表现在选料之精细、做工之考究上，名牌较之一般的非名牌，不知要胜出多少倍。当然，名牌的价格要高些，但是，这个价格高也得一分为二地看。一是我上面说的，价格高了，你就得十分珍惜，这一珍惜不要紧，名牌的使用寿命延长了；二是“反季销售”的时候，名牌也会“白菜价”：比如2004年我在保定时代商厦购买的两件做工考究的法国“梵蒂士”休闲短袖纯棉T恤，每件区区30元；去年8月3日我被狗添伤到小北门防疫站扎狂犬疫苗，偶然在双彩“与狼共舞”专卖店里购买的两件纯棉时尚衬衣，原价178元，时价30元！此外，名牌的信誉要比一般的牌子高得多。2003年初，受芳妹上次买皮凉鞋的启发，我买了一双“康奈”皮鞋，当时经验还是不足，正当季，虽然打了八折，还是花了219元，穿了之后呢，不到3个月，右侧小指处竟然磨开了底线，我心疼不已，但也无奈：谁让自己的脚的“幅面”高呢？当时决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保百的专柜，没想到，售货员看了鞋和购物发票，找到皮鞋组经理，经他们聘请的修鞋的“鞋博士”的一位师傅鉴定了一下，认为鞋的质量也有问题，因为不到购买不到三个月，于是让我退换别的鞋型或者别的品牌，我最终高兴地选择一双卡帝乐鳄鱼皮鞋替换之。

      第三，要学会“逛”商场。有人以为，你买了那么多降价的名牌，得逛多少次商场呵？谁又有这么多闲功夫？这种观念是不会“逛商场”的人主观臆想出来的结论，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你看，“逛”商场，顾名思义，“逛”就是闲游，既是闲游，就不必特别正式，否则就不能叫“逛”。可是，既不正式，怎么能够发现目标呢？这里首先得明确“逛”的基础，就是至少得有一、两次，两、三次正正规规的商场的“摸底之旅”，把商场的各层货物摆放、各名牌专柜大致方位牢记在脑海中。这样，以后就可以随便“逛”了：工作闲暇之余，用十几分钟匆匆“逛”一下商场，浏览一下心仪的品牌专区，只要有降价的，必然会映入眼帘，先选为快。因为你对商场已经很了解，哪些地方可“逛”哪些没有必要“逛”，自己心中有数：比如家电、手表，这些不是经常变换的日用品，就没有必要每次都看；再比如衣服和鞋子，如果不是“反季”，大多也没必要每次都看。这样，又省时间，又能够随机选到自己满意的物品；其次，要学会和商场的售货员保持联系，建立友谊。已故著名史学家胡如雷先生生前谈到他自己做学问的成功经验时说，一定要和学术界保持联系。这里我们也可以说，要想提高“逛”商场的质量，一定要和商家保持联系。售货员是商场物价变化的最好的信息员，货价下调和促销搞活动，她们会在第一时间知道。和她们搞好关系，你只需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到时候她们就会殷勤地通知你。如此这般，你的时间就更便捷，“逛”商场的效率也就更高了！

      于是，从那时开始，我彻底地抛弃了固有的“阶级”意识，爱上了“逛”商场。

      这几年，随着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初中时形成的生活品味观念和“逛商场”累积的经验日趋结合起来：小到一个指甲刀、一把雨伞（最近丢了一把前年买的木柄超轻折叠两用伞，我还懊悔不已呢），我都要寻觅“名牌”当然是特价的名牌，至于彩电、冰箱、空调等大的家电以及其他的诸如床、写字台、书柜等大件生活日用品，更是非名牌不买。虽然都是名牌，但屈指细数，节省人民币不少，而生活品味却平添许多乐趣，其根本原因就是常“逛”商场、会“逛”商场。所以，经常逛商场，不但会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培养你热爱生活的情趣，使你不断在生活中享受现代化的科技成果，更能够使你节约用钱、彰显品味、丰富个性，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爱“逛”商场，也希望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常“逛”商场、会“逛”商场！ 

    从保定乘坐两个半小时的车，大约4点半钟，我回到了阔别八年、魂牵梦绕的故乡！当班车驶入刘家营村北的蜿蜒的柏油路时，眼前顿时觉得一亮：龙潭灌渠大黄峪渡槽，杨家台隧道，-----西坡、石娘娘儿、南岭冠儿、大展岭儿、界河河滩、东坡，这家乡的山山水水呵，使我的脑海里翻映出多少儿时的记忆阿！

    车开得很快，转瞬就来到了村口“庙尔庵”下，这是一座相对平缓的山坡，坡顶过去有一座小庙，这是几百年来村里人的精神寄托所在。文革“破四旧”被毁掉之后，十几年前村里人“集资”，又在原址重新修复，描绘了神佛画像，继续给予村里人以精神上的庇佑。进村的水泥路，就从坡下迤逦盘绕渐次穿越坡顶，直到村头“南岭冠儿”下的大队部。

    这个南岭冠儿，矗立在村子的正南方，大约有十几层楼那么高，山势东高西低，东面突兀，南北两侧陡峭，西面则缓缓地坡下来，有小路通到村中，而从西边也可以登上岭冠儿顶端。山上栽满了柏树，当年这些柏树都是村里的财产，大概为了看山，即防止火灾发生，村里在“岭冠儿”顶修了方正小巧的石头房子，里边可以容一人居住。自记事起，每年回老家，看到南岭冠儿顶的小石头房子，都会产生美好的憧憬，于是，就缠着爷爷背我到岭冠顶去看石头房子，当时还觉得很奇怪，这么新奇的地方，爷爷奶奶为什么不住在这里阿？长大以后，不用爷爷背了，但是每次回老家，一定要到南岭冠儿看看，这几乎成了村里尽人皆知的所谓“惯例”了。

    除了南岭冠儿，每次回老家必看的地方，还有西坡的“瓦罐堂”，这是一个熔岩石洞，分两层：入洞之后是一个小间，往上攀援就是一大间。两间洞穴大概有一般住房客厅那么大，但洞口却很小很隐蔽，洞外还有一块突兀的大石头组挡住视线。因为较隐蔽，这个地方就成了村民临时的避难所，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曾经多次掩护过伤员和军火；1976年县里“闹派性”，极左派到村里来抓妈妈和我，老姨父连夜背着我到“瓦罐堂”躲了整整一宿！现在村里人除了偶尔避避风雨，在山上割了蒿草作“柴火”放置在里面作“柴房”之外，再有就是好事者夜里来抓堂中的“原住民”----野鸽子和山斑鸠，但多半是遇到大群蝙蝠，只好悻悻而去。

    从瓦罐堂往南的山谷里，还有一个很好的去处----“三间瓦房”。小时候，刚听到村里人说起“三间瓦房”，以为真的是在山谷里盖的三大间瓦房，就像南岭冠儿上的小石头房一样，大搞是村里用来搞什么生产的吧。直到八九岁时，回老家过年，我缠着爷爷，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带我去了“三间瓦房”：哦！原来是山谷中间突然出现的高两丈余的断裂层，足足有三四间大瓦房那么宽，无怪乎村里人管它叫三间瓦房！这个名称也真的有点名副其实：它的南半部被截成了羊圈，北半部则像“瓦罐堂”里一样，陈放着好多捆“柴火”，看来这里躲避风雨不成问题。三间瓦房中间有类似于钟乳石或者山水石一类的沉积的突起，渗透着山泉。我第一次看到三间瓦房之后，兴奋不已，畅想夏天要是住在这里，幽谷重岚，空山新雨，明泉飞瀑，美不胜收！仅仅是宜人的风景，还不足以激发全部的乐趣，这里妙就妙在还有极其好玩的“老王”虫。爷爷带我到“三间瓦房”稍里的崖石边，地上的沙土里有一个个好像小漏斗似的小坑，----难道这里还有什么奥秘吗？爷爷笑着说，这是“老王坑”，里边有“老王”，现在是冬天，不知道有没有。说完，爷爷找了一根细小的木棍，轻轻地点向“老王”坑的漏斗底部，哈！奇怪的事发生了，这个漏斗底部立刻塌陷，从而带动整个漏洞塌陷！爷爷说，这就是“老王”，一种藏在土里的小虫子，你用小棍一动它，它马上就往沙土的深处躲藏，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一个的“老王坑”！还有，当有别的小虫子掉到“老王坑”里之后，“老王”马上过来把它抓住，拉到沙土中吃掉！呵呵，冬天这么冷，沙土也成了它们的保温箱，在暖和的阳光照耀下，享受着冬天的温暖，多么聪明智慧的小生命阿！

    看到家乡的山山水水，想起了好多，思绪在时空中穿梭飞跃，而我已经走到了村子的中心。

   “这不是小耕吗？我的天哪，这么胖了，你可七八年没回来了！”从北侧的大门洞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大爷家的二妈，真的是七八年不见了，那个慈祥的老太太，头上多了很多白发！。

   “二妈！老了！”

   “还不老”？二妈笑着伸出了右手的食指“七十一了”！是啊，自己都已经三十七虚岁了，用句俗话“奔四”了！除了爷爷奶奶，三奶奶，二妈是父亲这一代年龄最长、辈份最高的老人了！

   “二妈，照张相！”一张纯朴的笑容可掬的在大门洞里纳鞋底的照片。“小耕，你先家里去吧，晚上再去看你”。

    辞别了二妈，径直来到“街上”，这是老家的正房西屋的外街，也是个朝东的丁字街，两侧分别是通往村南和村北的街道。这个丁字交界处有一块空地，街西是一位本家的墙壁，用白灰粉刷了之后，在上面写了毛主席语录。我记得原来写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云云，现在似乎变成了形式化的要求“上墙”“村务公开”一类的内容。

    这里便是村子的中央。在以往，平时都会有满街的人在这里看孩子、纳鞋底、聊天、歇息。记得最深的就是一位“哑巴老爷”，论辈分是爷爷的叔叔（我们老家管太爷叫“老爷”），每次回家，他都会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虽然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他也听不见我的问候，但总觉得热乎乎的。上初中之后，每次回去，为了显示对老人家的尊重，我就“拱手致礼”，没想到，哑巴老爷对此大为赞赏，几次给我竖大拇指！村里人都很朴实，不喜欢那些在外边工作，回家装洋相的人，爷爷奶奶也经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看不起村里人，所以，这样一个动作，哑巴老爷很是感动，因为它体现了自己“没有忘本”，没有对他这样一个残疾的乡下人有丝毫的慢待。另外印象很深的就是本家的三爷，也就是爷爷的伯父家的三哥，他家的三奶奶又是曾祖母的亲外甥女、爷爷的表姐，所以比之一般的本家，更亲一些。山里人说话的声音都很高，几次回老家，刚走到二妈家门口，三爷看到了，大声喊“小耕----回来了？！”，满街都在震荡，真是所谓如雷贯耳！

    现在哑巴老爷、三爷这些长辈早已去世多年。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大都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妇女和老弱病残。今天在村中心的街上有几位妇女在说话，其中一位是二爷家的大妈，我问候了几句话，径直往家走，抬头却看到今年九十二岁的玉山爷坐在自家门口，于是又和他打招呼，也给老人作了个揖。

    “是小耕吧？来看你爷爷了？我耳朵背，什么也听不见，唉----”，玉山爷叹了口气。我点了点头，向他道别，转身走进了老家的胡同。

    整整八年没有回来了。那熟悉的一切，又映入了眼帘。大门还是那样，只是更多了些沧桑，更显得破旧----连同老屋，毕竟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大门左上首嵌着篆书的“寿”字，中间嵌着楷书“福”字，右边则嵌着楷书“禄”字。入檐两侧的墙壁上，分别题写着两首吉祥的诗句。墙壁右侧题写的诗是：“骡马盈门甚可夸，积德行善第一家。发福生财月月盛，堆金积玉年年加”落款为“燕平云游道人题” ，字体隽秀，但这个燕平云游道人不知何许人也，大概是游方的落拓文人吧。爷爷奶奶搬走后，回老家的时，看到这首诗下边的白灰墙皮已经脱落，出于保护的目的，我把写有诗句的这部分墙皮用剪刀剪下，保存在县城的家中。左侧墙壁上题写的诗是：“清秀府，白玉堂；生贵子，状元郎”，这是爷爷告诉我的，因为原题在破四旧的时候，被人用浓墨涂抹掩盖住了，现在只能在一片漆黑中依稀看出一点点笔画的痕迹。

    大门外本来有一棵核桃树，是爷爷亲手栽种的。记得爷爷曾经郑重告诉我，他在这棵树的时候想，将来我们长大了，可以吃到核桃，只可惜爷爷奶奶搬到县城之后，这棵树不知为什么枯死了。大门内过去曾有一棵高大的槐树，上面有个老鸹窝。这棵树是爸爸在七八岁的时候，随便栽着玩的，不想无心插柳，竟然成才，十几年前锯成木料，给爷爷奶奶预作了寿材。

    走入院中，仔细端详了大西屋、北屋许久。这老屋是爷爷的曾祖父在世的时候修建的宅院。说起爷爷的这位曾祖父，在村子里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叫赵老显，走南闯北，相当能干，他老人家奠基的这老宅院不仅修缮的漂亮，而且恰好位于村中央，所以村里人有句话叫做“南头北头下衙门”，据爷爷说，这个“下衙门”就是指我们老家的院子；南头北头的意思呢，就是说只有村北和村南赵姓的另外两个支脉的院落和人脉，可以和我们家并提。不仅如此，关于这个“下衙门”的传说，就更有些神乎其神：据曾祖母在世的时候说，老家的宅院和村西老坟地一样，都是赵老显老祖专门找人看过风水的，说是子孙代代兴旺，甚至前几年还有一个本地小有名气的风水先生，偶然来村里来办事，只隔南墙看了一眼，就说，这老宅子，从现在开始算，还得发五辈！当时把爷爷乐得几天合不拢嘴。这老宅子原本是漂亮的四合院，后来因为分家，东屋和南屋都分别改建成了院墙，只有正屋----西屋还在，但也一分为二：北边这部分分与曾祖父，因为爷爷是独生子，所以这半边西屋连同半个院子自然就属于我们家；南边的部分呢，则分给了大伯曾祖父，现在又连同半个院落，辗转分给到大伯曾祖父家的二爷家的大大手中。

    于是联想起网上中西医存废之争。

    去年好友李立还特地从美国打来电话向我询问我的看法，我当然还是坚持各有利弊之说，虽然这个说法有些苍白无力。不过，中医确实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特别是中草药有时候能解决很大的问题。比如老家一位远房本家爷爷，六十来岁时，在北京著名医院切片检查出“肺癌”，仪器扫瞄阴影已经“拳头般”大小，被告知只能存活3个月，让回老家准备后事。老人倒是很乐观、纯朴，对生死看得很开，于是就回老家不再积极治疗，而是放开吃喝，消极等待死亡。其间有一位赤脚医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这位爷爷开了一个土方子，用“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两味中药熬汤，当茶喝。结果3个月之后，竟然未死，于是接着喝这种药汤，4个月、5个月、6个月、一年，两年，------至今老人依然健在，85岁了！但是要是开刀、化疗、放疗呢，后果肯定就不堪设想了。

    这个病例，西医也许会说是“特殊性”，没有普遍意义。相对而言，马寅初先生80岁左右、王震副主席70多岁时，都作过直肠癌手术，然后按照西医的治疗癌症的原则，放疗、化疗，后来一个活到101岁，一个活到85岁。

    这确实令人深思。

    现在有些人张口大骂何祚庥先生，因为何先生说是“中医害死了陈晓旭”，言外之意，假如陈晓旭早期检查到乳腺癌，用西医手术、放化疗，可能会像正常人一样寿享期颐。这倒是有现成的例子，我老家的邻居的一位阿姨，大约20年前患乳腺癌，就是早期检查到之后，通过西医手术、放疗、化疗这样的治疗，直到现在还很健康地活着。另外还有一位老乡，在保定实验中学作过副校长、个子很高的一位和善的老头，长得很像张中行先生，平素喜欢花鸟鱼虫、京剧什么的。2000年我在一所私立大专兼课，恰好他在那里应聘担任副校长，偶然说起是同乡，便渐渐熟识起来。一天，他告诉我，他患有前列腺癌，正在积极（放化疗）治疗。一晃7年过去了，几天前听说，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活得有滋有味。联系起这两个身边的例子，所以，有时我也想，假如当时他们都去看中医呢？-----根据成书大约在战国时期、距今两千多年的《黄帝内经》（包括《灵枢》《素问》等）所阐释的中医学理论，望闻问切，然后汤药、针灸什么的来治疗，后果又将如之奈何？去年我家双胞胎天赐天予二儿出生，在保定252医院产科，我极力在寻找中医在妇产科方面应用的痕迹，可是，真的微乎其微。这么大的医院，中医竟然在产科方面几近“无能为力”？难到很多人空喊的“中西医结合”的真的成了废话？

    无可否认，中医对于预防“传统疾病”，对病人实施“心理疗法”，包括中草药、中成药治疗很多的病症，确实有显著的疗效：比如治疗胆石症，鸡骨草丸、逍遥丸，就很有效果；比如治疗口腔溃疡，黄连上清片就远比维生素B2效果来得快，至于龙胆泻肝片治疗高血压的症状，有时也堪称神效；至于牛黄安宫丸的退热镇静神奇功能，大家相必都有所耳闻。但是，比如手术开刀、各种传染病、病毒性感染等等，中医也确实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所以，现在一般情况在下，人们如果得了无关乎性命的病症，可能会去找中医吃草药、针灸什么的。但是只要是稍微厉害的病症，大多数人还是要去看西医。这无须争论，只要到任何一个稍大一点的医院，看看问问便知分晓！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近几年治病的经历，就基本上说明了一切。

    所以，科学来不得感情用事。你喜欢不喜欢何祚庥、方舟子无所谓，但是何祚庥、方舟子质疑中医的尖锐问题（核心就是中医如何现代化，或者说如何与时俱进，如何适应现代病症的治疗，这很像民主之争：中国坚持“禅让”和大一统，认为如何如何好，而西方则经过文艺复兴和近现代工业化，确立了现代民主制度，我们则认为有可取之处，但基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可偏偏适合中国国情的，却爆出了“黑砖窑奴”！），认真读了双方的辩论文章，我看中医的支持者们回答得都很苍白无力。在这苍白无力变得有点转机、直至生机勃发之前，还是多一点理性思维吧，小病确实不治就有可能痊愈，但是大病、疾病呢？

    产生于封建社会或者更早的社会的东西，无论思想，比如儒家；还是制度，比如禅让、大一统；还是医学，比如中医。这些必须经历近现代化的质量检验，通过的，才能与时俱进，焕发青春；事实证明通不过的，那就必须抛弃掉，而毫不吝惜。鲁迅说得好，“他占有，他挑选”“拿来”，假如只有占有，而无挑选，或者说只挑选而没有拿来，都不是科学的态度，都无助于前进或发展。网上捍卫中医的人们之所以苍白无力，就是仅仅停留在“占有”的层面，尽管也可能在拼命努力探索，尽管也有某种很大的进步（比如蟋蟀不仅不再要原对的，甚至连蟋蟀本身也不要了）但终究不过原地踏步而已而已！

    所以，思来想去，为了生命安全，还是努力改变过去的思维吧！

    这篇文章的原始出处，是所谓人民网强国论：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385088&view=1&pageNo=1&boardId=2

    题目叫做：《章诒和家庭所属的阶级是政权的敌人》，这位章怡和就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鼎鼎大名的右派，实际上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亲密诤友，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反蒋斗士章伯钧的女儿。孔庆东这篇文章，是在北航一书吧漫谈金庸之后，回答一位女生提问时的谈话记录。这位女孩子很喜欢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请孔庆东评价一下。没想到，从未听说对共和国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党史有任何研究的北大所谓教授（一说是副教授）孔庆东，随即大放厥词，看完之后，不仅很气愤，更深为北大有这样哗众取宠的小人、不学无术的骗子感到悲愤！

    关于反右派运动，只要有良知，只要懂点历史，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那是一场由某一个“疯了”（陆定一语）的人拿民族精英搞的一场美其名曰“阳谋”的，导致五十多万人家破人亡的闹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绝对耻辱。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但决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这五大右派都是中国真正的栋梁、脊梁、中华民族的精英！），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就这一点，孔庆东难道都不知道吗！

    关于章伯钧其人，只要有良知，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观点，认真看看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章伯钧先生的发言，就会知道当年的反蒋斗士，是那么热爱、真诚地热爱中国共产党，章伯钧先生当年给共产党所提的意见，到现在还是十分深刻、入木三分！他比今天那些有事没事混入民主党派的政治投机分子要光明磊落不知道多少倍！比混入共产党内的假党员不知伟大多少倍！

    常言说，隔行如隔山。毛泽东主席早年的《反对本本主义》说得好：你对某一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就取消你的发言权，这岂不太残酷了吗？一点也不残酷！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张恒寿先生生前说过：要先看书再下结论，这是作为学者的起码的良知，否则，你怎么能够“独留真知启后人”呢？北大教师，所谓醉侠孔庆东，好好搞你的飘渺无虚的金庸吧，这个没人管你。但是你要是跨专业，对共和国史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在没有做过研究调查的基础上指手画脚，哗“左”众以邀宠，你的人格就太令人感到恶心无耻了！

    你改悔吧！

    “1949年春节过后，毛主席电召柳亚子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柳亚子欣然搭轮北上，3月18日抵达北京。邓小平对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关怀备至，亲自安排他们的食宿，虽因北京刚刚解放，诸种生活条件尚有限制，但柳亚子对于党中央的细心照顾非常满意。4月，正是春暖花开季节，柳亚子研墨挥毫，用饱蘸诗情的笔写下《赠邓小平》七律一首，诗曰:嘘寒问暖费经营，豪气能消邓小平。出入车鱼(借《冯谖客孟尝君》中冯谖因出无车、食无鱼而弹剑长歌事)宁有憾?摇迁吴粤岂无名!狂奴(东汉严光，此自喻)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自是人间美男子，翻疑母性太多情。
　　这首诗，句句是实，字字含情，意味深长而无夸诞之处，感情丰沛而无溢美之词。它道出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的心声。”

    看完，不禁哈哈大笑，随即嗤之以鼻！

    最早看到这首诗是在燕园读书时，看到上海复旦大学喻吾金的一部专著《在历史的天平上》，他引用这首诗来赞美邓小平对民主人士如何照顾云云，但这首诗读起来，觉得很别扭，而且历史系本行出身的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4月，小平同志并不在北京，而且也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他和柳亚子先生在这个时节有交往，心下好生奇怪，于是就仔细翻阅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几个出版社出版的几个版本的《柳亚子诗选》和《磨剑室诗词全集》，这才发现，原来这个所谓“邓小平”，其实本来叫“邓子平”，是六国饭店的服务人员（一说是经理），因为柳亚子写诗字迹潦草，更加上有些人别有心、先入为主地拍马屁，于是，在五十年代末出版的柳亚子诗集中的“邓子平”，到了八十年代，却改为“邓小平”，并相继被多本“专著”“怀念伟人的“散文”相征引（如中央党校出版社《伟人诗文》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由此不禁又想起几年前看到的多部现当代历史词典，其中的“郭沫若”词条中，列举郭在建国之后担任的职务，都是“历任第一届政协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可是，查阅《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和第一届政协相关文件，都明白无误地记载郭沫若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并且是五位副主席之一！究其错误本源，始作俑者是1979年的《辞海》以及1984年的《辞海，中国现代史分册》，它的记载是错误的，其余各部“历史词典”均不加考证，胡乱抄袭一气，所以以讹传讹，于是乎谬误广泛流传，害人不浅。

    当然，也有聪明人，比如，关于宋庆龄的生卒年，《辞海，中国现代史分册》记载为“1893--1981”，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也曾看到几本大部头的“现当代史词典”，均改为“1891--1981”，硬是把堂堂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生年提前两年。这是什么原因呢？说起来也很好笑，宋庆龄逝世之后，中央发布的讣告中称“终年90岁”，于是，这一次，编辑“现当代史词典”的人，可是没有随便抄袭《辞海》，而是自作聪明地，按照讣告所称，给人家提前。其实，只要看看宋庆龄逝世之后中央发布的生平，就知道，这是“按照中国的传统算法”：宋庆龄虽然生于公历1893年1月27日，可是按照农历，这恰好是上一年的岁尾，而中国传统计算年龄，是按照所谓“虚岁”来算的，即人生下来就算是一岁，这样，1981年宋庆龄逝世的时候，正好是90虚岁，稍有常识，这样的低级错误是不会犯的，不过现在是一个浮躁的时代，骗子们也越来越多，如果不仔细读书，或者随便相信书中所写，真不知道会闹出多少笑话来呢！

       这是一个关于十七岁的单车的故事。一个到北京打工的外地孩子小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骑车在市区内传递快件的工作，每趟十块钱。因他没有单车，老板发给了他新的银色变速山地车，说他要挣到足够的钱，就能拥有这辆单车。小贵因此每天努力地工作。单车正式成为己有的那一天，却被人偷走了。老板说他要继续呆在公司里必须找回那辆车，当小贵快绝望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从二手市场买到他的单车的新主人------高中生小坚，骑着他的单车，正惬意地和同学们玩着特技。

       小贵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问题，将自己的单车偷回来。但小坚不甘心自己买的二手单车被偷走，找了大群朋友去讨回单车，在一番争夺之后，他们选择学习如何共同拥有。在两人交替使用单车的日子里，小坚与小贵似乎在心里达成了一种和谐而略带有同甘共苦意味的默契，这两个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伙伴。在小坚打算用他收回来的新车，去重新赢得他女朋友的心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拒绝了他，于是他跟踪了他的女朋友和她的新男朋友，并把一块砖拍在那个小子的头上。

       最后，满面尘土和血迹的打工仔小贵扛着那辆已经被砸的不成样子的单车穿行在京城的大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