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快结课了,这最后几周,集中讲授建国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主要是"两文一会",即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下周开始,即将展开讲授1957--1976年之间的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历程,备课中,阅读了一些关于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材料,不禁又联想起了1919年"五四"运动,感慨系之.
    "五四"和"四五"均以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而载之史册.两者虽然时代背景并不一样,但都代表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或者说中国民众的意愿.这意愿,不仅是主观的,更是客观的."五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最终引发了以上海工人阶级为首的全国22个省的"三罢"运动,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自觉地登上历史舞台并显示了巨大的阶级力量,迫使腐朽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基础,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四五"运动,则是在十年内乱,极左路线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危难的时刻,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契机,为粉碎"四人帮",结束祸国殃民的"文革",为邓小平复出,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
    爱尔维修说过,当历史需要某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如果没有,历史会把他造出来.同样的道理,当历史不需要某一个事件的时候,即便发生了,它也只不过如彗星般匆匆划过,尽管它也照亮了局部夜空,终究是匆匆过客.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事件的肯定与否定,虽然一时可能会因某些个人因素或群体因素有所波动,但对于历史来说,终究还是要看这一事件对于历史所起的客观作用:即当时的社会实际(也就是国情),需要不需要;当时的人民客观上(决不是主观上,如跟着瞎起哄)需要不需要.如果需要,则其历史作用必然是积极的,值得历史肯定;如果社会实际、人民的客观愿望根本不需要,则这样的事件被抬高甚而至于歌颂,充其量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人们平常所说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就是一种社会情绪,人们的主观愿望,表现为对现实社会不满,可是尽管不满,要骂娘,但毕竟碗里有肉,人们也只能是骂骂娘,发发牢骚而已.在"有肉"的前提下,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是决不会怎么样的,至少几十年之内,只要"碗里有肉",是绝对不会怎么样的,这就是民众的"客观需要",这个"有肉"其实也就是稳定、安居乐业、社会有所发展、有所进步.一句话,非到缺粮断炊,是决不可能揭竿而起的.
    联想起汉初的"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及其追随者肯定有他充分的理由,然而汉初大局已定,作乱的结果,只能是被周亚夫平息之后,沦为历史笑柄,因为当时的社会实际和人民的客观愿望并不需要再改朝换代.再如明初"靖难之役"之后的朱棣诛杀方孝孺,朱棣犯上作乱,其罪不容赦,然而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请当时天下大儒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不肯起草,痛斥朱棣,被诛十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方孝孺,那一定是抱定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大义凛然,一心要"名垂青史".可是结果呢?历史给了方孝孺事件什么崇高评价了吗?和岳飞、文天祥乃至于谦,以及近代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相比,方孝孺"精神"的历史地位又何足道哉?!同样是弘扬"正气",其结果却大相径庭,这是什么原因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方孝孺所为,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人民客观需要.在专制主义的明朝,皇帝到底是该朱棣当,还是应该朱允文当,这是朱家的私事.为帝王家私事而不惜被诛十族,这是典型的自以为是,书呆子,尽管方孝孺本身确实怀有知识分子的崇高气节,可这气节实在是有些"不识时务",未免太狭隘了些.
    说起"识时务者为俊杰",曾几何时,这句话被误读为"投机"的座右铭,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所谓时务,又可称为"时势",其实就是社会实际和人民的客观需要,认识到所处时代的"时务",就是俊杰,否则就是笨伯.汉初的贾谊和清末的康有为,前者不识时务,后者虽识时务却无法把握之,终为时务所误.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古今一理,今日之中国亦然.纵观当代中国,其最大时务,不过发展生产力而稳定社会,这是孙中山到邓小平,几代仁人志士的经验积累.历经近一个世纪沧桑的,特立独行的新儒家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在耋耄之年总结其一生救国经验,就是希望"一个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一口气,搞经济建设,搞它几十年"(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这其实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中国现在处于"训政"时期(即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核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等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乃至文化水平、政治水平有较大提高之后,才可能会实现真正的"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不过如此.纵观近现代史,蒋介石一直坚持先所谓"军政"统一全国,然后"训政",他所确定的这一方向没有错误,但是他根本没有做到.孙中山先生的"军政",最终由毛泽东主席实现,但毛泽东却并没有顺应历史潮流,及时把"军政"时期转入"训政"阶段,这是他晚年的重大失误.几经曲折,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训政"时期,而1976年"四五"事件,则是中国历史转型入"训政"时期的重要转折点.在"训政"时期开始之后,邓小平制定了"基本路线",这是整个"训政"时期的根本大纲,任何违背"训政"时期这一大纲的理论观点,都是"不合时宜"或"不识时务"的,同样,任何违背"训政"时期大纲的做法,或者希望很快结束"训政"时期,迫不及待地转入"宪政"时期的做法,都是违背当代社会实际和人民客观需要的,从而最终不过区区闹剧尔.
    以这个标准去衡量"五四"和"四五"两个不同时期的"天安门事件",可知其何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意义深远.同样以此标准,去衡量别的什么事件,则可知其是否"合时宜""识时务",到底是一厢情愿,还是真的符合历史潮流,从而也"意义深远"了.

      有朋友名曰“无言”问曰，贺知章《回乡偶书》“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字的读音，历来就有分歧。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贺知章《回乡偶书》云:“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此灰韵“衰”字,以为支韵“衰”字误矣。可见在明代以前即有人误读此音。

      那么，这个字在这里究竟应该怎么读呢？

      首先来看看此字的音义各项：查《简明文言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这个衰有两个读音：

      1、读shuai，四支韵，就是衰弱、衰老、衰败之意，和“盛”相对；

      2、读cui，“十一灰”韵，有两个义项：一是递减、按照次第减少的意思；二是指丧服。

      《辞源》《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所载于此大同小异。

       再看《回乡偶书》的押韵。唐人写近体诗，严格遵循韵律，极少出格。《四溟诗话》卷一载：“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大历以下，稍有旁出者”，可见唐人用韵之严；又载“七言绝律，起句借韵，谓之‘孤雁出群’，宋人多有之”，这是说，近体诗中的绝句和律诗，第一句可以借韵，在唐诗中是特例，在宋诗中却成为“时髦”而可以追求之，最为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二冬），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东）。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东）。此诗的首句，用二冬韵，2、3句用的是一东韵。但是无论唐、宋诗人写近体诗，首举可以借韵，其余各句则一般不可，除非末句所押非同一韵部之“飞雁出群”等特别的格式。《回乡偶书》中，回、来，都是“十一灰”韵，那么作为第二句韵脚的“衰”字，一定也是“十一灰”韵，也就是第二个读音“cui”,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恰恰是“递减、减少”的意思，这句诗表达的意思是，“我的乡音虽然没有改变，但与离开家乡的少年时代相比，两鬓的毛发变的稀疏很多了”，所以，在这里，“衰”字，读如“cui”，既合乎《佩文诗韵》，本意表达又很准确，是正确的。

       至于“衰荷有余姿，秋水清更急”，这是宋代张耒所作一首五言古风（简称五古），这里的“衰”指的是秋天荷叶荷花衰败的景象，当然读如“shuai”，而陆游《书愤》中“镜中衰鬓已先斑”，和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鬓毛衰”是一个意思，当然也一定是同一个读音了。

      大学授课，就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而言，必须与做人相统一，否则，课程必将是失败的。

      这是因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精神，------这是人类所独具的、在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对人类自我的精神关怀。人文精神蕴含于人的内心精神世界，见之于人的行为实践及其结果，其载体在于人自身，其形成必须经过人文知识的内化、整合而形成主体的意识、思想、情感等生命体验和真善美的行动。

      一个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师，必须遵循上述人文精神形成规律，把课上讲授内容和目的和课外做人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不仅做传道、授业、解惑的易求的“业师”，更要做难求的“人师”。而且，这也是检验一个人文社科教师是否真正“备课”的唯一标准：什么叫做备课？就是“化”的过程，成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备课过程，必然是在熟练掌握、运用人文知识的基础上，把人文知识所蕴含的丰富人文精神“内化”“提升”为自己教师人格和人生境界的组成部分，然后再通过给学生生动的讲授，潜移默化，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把人文精神传递给学生，这才是成功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授课，也完全符合孔子所谓“学而不厌、学思并重、温故知新、修辞立诚、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人文教育精神。

      反之，一个大学人文社科教师，自以为是、自我陶醉、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特别是“知与行”相脱节，上课讲的是一回事，课下做人又是一回事，这样的教师趁早另觅他门，转行去找别的生存之路。因为，教育不是一般的职业，它是伴随一个人一生的传承人文精神（或科学精神）的事业，一个人，缺乏人文精神的修养，当教师的确是走错了谋生的道路。

大学授课，并非每个人都能胜任，而能胜任，必须有其先决条件。

      条件之一，大学授课，必须真正对大学课程教法、教学规律作一定深入研究，始能找准定位，否则即非大学课程；

      条件之二，大学授课，必须真正师从“大学”教师，博采众家之长，否则，难以胜任大学授课；

      条件之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学府也，读书狭窄、胸无底蕴、浮皮潦草，授课无学术味，未能就一问题穷本究源，绝非大学课程；

      条件之四，大学授课，并不拘于形式，且内容远远重于形式，因形害义，绝非大学课程。

      以下四类，乃误人子弟之课：

      其一，本本派。此类教师，备课授课离不开课本，内容拘泥于课本，孤陋寡闻，视野狭隘，自己无思想，焉能开启学生心智？

      其二，鸡虫派，一名琐碎派。此类教师，凭借小聪明，极善玩脑筋急转弯，上课翻覆鸡虫琐事，鲁迅云：捣鬼有数亦有效，然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没有！

      其三，煽情派。此类教师，上课内容空洞，追求形式，上课痛说个人经历，籍此赢得学生同情，换取廉价眼泪，------人人都有一部罗曼史，如此，何用读书治学？

      其四，海天派。此类教师，东拉西扯，海阔天空，看似古今中外，实则罗列观点，且浅尝辄止，漏洞百出，学生不明学理者叹为观止，稍谙学理者鄙而视之。

      要之，大学教师之学养底蕴，须如《世说新语，德行第一》载黄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大学授课，绝非在于一时之乐，而在于对学生一生之影响。须知，做学问乃千秋事，传道授业，教习子弟，亦千秋事也，岂可等闲视之！

   儒家孔夫子确立的教育精神，虽历经两千五百余载，至今思考之，仍熠熠生辉，此确为中华民族宝贵之精神财富，立志教育之莘莘学子，当认真学习领悟，抽象批判继承并弘扬光大之。

学思并重、学而不厌；

温故知新、举一反三；

有教无类、诲人不倦；

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学而时习、教学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