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3日，是乌兰夫同志诞辰90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

　　乌兰夫同志1906年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学习和工作。1929年返回内蒙古西部开展地下工作。1936年领导百灵庙暴动，为我党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打下了基础。以后，在蒙旗保安旅、新三师开展军运工作，并于1938年应召赴延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1941年起在延安从事民族工作。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旋即返赴内蒙古开展民族自治工作。1947年5月1日在乌兰浩特领导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当选为主席。在解放战争中，带领内蒙古军民为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长期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乌兰夫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为我国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百折不挠，鞠躬尽瘁，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他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德，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

　　乌兰夫同志毕生为中华各民族的翻身解放、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奋斗不息。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树立了远大志向，在上高等小学时便投入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他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期间，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人，在他们的教诲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觉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封建王公贵族的统治，实现振兴蒙古民族的伟大理想。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他和许多蒙古族进步青年一起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斗争。他还和其他同志一起创办《蒙古农民》刊物，向蒙古族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本质和罪行；发动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在斗争中，乌兰夫同志锻炼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从此，他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斗争环境和不同的战线上，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不屈不挠，英勇奋斗。

　　乌兰夫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无论在任何环境下、任何岗位上都坚决地贯彻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始终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有着极为坚强的党性。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乌兰夫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策动蒙政会蒙旗保安队举行“百灵庙暴动”，打击了蒙古族上层卖国分子，振奋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日精神。接着，他又正确处理了同傅作义的关系，联合傅作义及其军队进行抗日斗争。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大决战的前夜，面临着巩固政权、消灭匪患、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等许多艰巨任务。但是，当党中央决定发动辽沈战役之后，乌兰夫同志和自治政府不顾自己的困难，坚决按照中央和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要求，在人力物力上全力支援前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中央为了带领全国人民渡过难关，决定从内蒙古调出一部分粮食。当时，内蒙古有些地区也缺粮，但乌兰夫同志坚决从大局出发，从哲里木盟调出7亿公斤粮食，支援兄弟省区。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赞扬内蒙古党委的全国一盘棋思想和共产主义风格。也是在这一时期，当得知上海、浙江等地有许多孤儿因缺乏食品，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时，乌兰夫同志毫不迟疑地决定调拨奶粉救急，并向中央表示由内蒙古安排牧民收养这些孤儿。在他精心组织和具体安排下，先后收养了3000多名孤儿。乌兰夫同志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这一义举，受到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在各族人民中传为佳话。

　　乌兰夫同志在经受磨难时，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处处顾全大局。“文化大革命”期间，乌兰夫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是，他对党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粉碎“四人帮”后，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时时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事事注意维护党的团结，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高风亮节。

　　乌兰夫同志毕生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怕困难，不避艰险，不讲条件，不图私利，几十年如一日，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二

　　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乌兰夫同志始终不渝地根据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党和国家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党对采取什么政策和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逐步明确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乌兰夫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参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研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于1945年10月“单刀赴会”，取消了苏尼特右旗图谋分裂祖国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捍卫了祖国的统一。同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了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1946年，在承德召开的“四三”会议上，通过艰苦的谈判，取消了当时在东蒙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自治政府，实现了东西蒙的团结统一，把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的旗帜下，于194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为党和国家将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建国以后，乌兰夫同志作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为全面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呕心沥血，功绩卓著。

　　乌兰夫同志认为“不论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民族的团结进步，民族区域自治和国家统一的巩固，各族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任务，就是“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在领导内蒙古工作中，将发展和繁荣内蒙古经济作为首要任务，明确提出“千条万条，要把发展生产放在第一条”，这些提法和小平同志关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着眼于把民族地区发展起来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乌兰夫同志就着手恢复工农（牧）业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到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已初步形成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因而被周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乌兰夫同志积极领导和支持包头钢铁基地的建设，经过自治区各族人民的努力和全国的大力支援，较快建成了以包钢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使内蒙古的经济又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

　　乌兰夫同志在指导民族地区工作时，结合他自己的实践经验，反复强调三条：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少数民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翻身解放的，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能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二是要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本民族内部的团结。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合力奋斗，才能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三是要培养干部。我们的事业在发展，急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少数民族地区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干部的培养，要大力兴办各类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培养各种具备专业知识的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到各条战线上去，发挥骨干作用。乌兰夫同志曾担任第一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为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西南、中南等几个民族学院的创办，为大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作出了贡献。乌兰夫同志所强调的这几条，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使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受到极大损害。乌兰夫同志恢复工作后，为在民族统战工作中贯彻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戴。在总结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中，乌兰夫同志深感要保证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不但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大力发展民族经济，还必须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须用法制手段保障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他受中央委托，具体领导了1982年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工作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制定工作。在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四年中，他亲自主持调查研究，逐条逐句推敲，反复与有关部门商议，先后写了17稿。宪法民族部分的修改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标志着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活逐步改善。这充分证明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我们缅怀乌兰夫同志，不会忘记他对党的民族工作，对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一定要像他那样，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坚持把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的实际相结合，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乌兰夫同志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都十分重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建国初期，对内蒙古地区特别是牧区民主改革问题有很多不同意见，乌兰夫同志从实际出发，认为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和阶级关系与汉族地区有所不同，尤其在民主革命已经取得成功的地方，更应当妥善地处理这一问题。据此，他决定在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公开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了“稳宽长”（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步骤和时间要长）的方针，对牧主经济采取赎买的办法解决封建剥削问题。实践证明，这样做对于内蒙古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关于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问题，有些同志主张搞快一点，乌兰夫同志全面、深入研究了民族地区的情况，认为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结合实际，稳妥进行。党中央根据内蒙古的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政策，顺利地引导我国各少数民族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1958年，在搞“大跃进”中，由于提出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口号，带来了许多问题。当时的内蒙古也搞了“大跃进”，但由于乌兰夫同志在许多事情上坚持实事求是，因而造成的损失比较小。如内蒙古的粮食生产情况就比较好。不但没有从外省调进，而且还调出不少粮食，支援兄弟省区，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乌兰夫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期间，正值全国进行拨乱反正。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要求，对错划右派的问题、资本家的定息问题、工商业者的成份问题、被错误没收的房屋问题等，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的意见，经党中央同意，使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群众对此衷心拥护。

　　乌兰夫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极端重要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们过去的一切成绩，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今后，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获得新的成功。

　　四

　　乌兰夫同志有很多优秀品格和高尚道德，值得我们学习。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学习，具有很高理论修养的人。乌兰夫同志是一位蒙古族农民的儿子，生长在旧中国偏远的地方。投身革命事业后，他十分重视学习，克服种种困难，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刻领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视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努力把马列主义理论尤其是民族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逐步成为一个为中华各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和己任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一名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和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同志还是一个注重实践、脚踏实地的人。不管是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处于低潮和曲折的情况下，不管是党要求他从事地下工作、军队工作、党的工作还是民族工作、统战工作、外事工作，不管是处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还是个人受到误解乃至遭到打击、迫害的情况下，他都能够毫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始终坚定不移、信心百倍地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在各项工作中都能勇往直前。乌兰夫同志也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并善于带领群众奋勇前进的人。他一贯以身作则，宽厚待人，关心人民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动员和组织各族群众为共同利益而奋斗，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乌兰夫同志又是一个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人。乌兰夫同志长期担任过中央和地方的重要领导职务。他怀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不谋私利，勇于负责，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工作中，他既能努力贯彻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又能从实际出发，勇于创造，在理论上提出新的看法，在实践中提供新的经验。

　　乌兰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仍深深地铭刻在各族人民的心间。今天纪念他诞辰90周年，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好思想、好品德，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

 

      乌兰夫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高风亮节，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留我们心中。

　　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实践表明，乌兰夫同志不愧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全心全意为中华各民族人民服务，始终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实事求是，是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卓越领导人。

　　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接受进步思想，立志改造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关怀、帮助下，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他与少数民族出身的革命先驱如邓恩铭、马骏、郭隆真、韩乐然、韦拔群等同志，作为少数民族人民的杰出代表，率先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各民族才能实现平等联合翻身求解放。从此，在我国民族解放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每一个发展时期和重大转折关头，都可以看到乌兰夫同志巨人般的身影和他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1929年7月，乌兰夫同志受党组织派遣，不顾白色恐怖，奋不顾身地来到西蒙地区，从事群众、党务、军事和统一战线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参与领导内蒙古地区的抗日斗争，发动了著名的“百灵庙暴动”，组建了当时在蒙古族中最大的抗日武装，并亲自指挥了保卫归绥的战斗。在中华民族危难之中，他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顽强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中国处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的形势下，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一场分裂国家还是维护统一的严峻斗争。当时，以补英达赖为首的少数分裂分子，在苏尼特右旗召开了所谓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妄图把内蒙古从祖国分裂出去。为了挫败他们的分裂阴谋，1945年10月，乌兰夫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派，到那里做各阶层的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广大群众，并面对面地揭露补英达赖等人的分裂阴谋，迫使其取消了“临时政府”。周恩来同志称他的这次行动为“单刀赴会”，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1946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在承德举行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在预备会上，就自治运动的前进道路和领导权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主张：是在祖国大家庭内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还是搞“独立自治”；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是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来代替中国共产党。在这决定蒙古族人民命运的关键时刻，乌兰夫同志坚定地指出：内蒙古自治运动只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治运动的正确道路，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只能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自治运动的机构。在会上，乌兰夫同志把革命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坚持斗争又注意充分协商，终于团结、争取了大部分代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同年4月3日举行了正式会议，讨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乌兰夫同志被推举为执委会及常委主席兼军事部长。“四·三”会议在蒙古民族历史上和内蒙古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但结束了内蒙古东西两部地区长期分割的局面，而且奠定了蒙古民族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

　　我们党经过长期的探索，找到了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乌兰夫同志是这条光辉道路上最勇敢的开拓者。1947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乌兰夫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史经验，得出了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条件业已成熟的重要结论。会议决定成立自治政府，选出临时参议会，并经参议会选出乌兰夫同志为自治政府主席。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专门致电祝贺。从此，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在创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经验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乌兰夫同志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他在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工作近20年中，创造性地执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各项政策，团结并带领全区蒙汉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把内蒙古自治区建成模范自治区，为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树立了榜样。

　　新中国诞生后，乌兰夫同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在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事务时，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工作路线，不断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956年，乌兰夫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中，深刻地总结了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在牧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他批评那些不注意民族差别，机械搬套汉族或者其他民族地区办法的错误倾向，指出对少数民族的改革问题，应正确反映各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

　　1957年，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乌兰夫同志按照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少数民族经过社会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改革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本民族发展进步的东西，而不是消灭民族，相反地要发展民族，把各民族都发展成为具有高度经济、文化水平的民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民族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得到繁荣。”他分析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必然性，指出了“充分实现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是贯彻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问题”。他要求进一步落实自治权利，制定有关的法令和具体规定，使少数民族真正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他还明确提出，“在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之后，在自治地方内，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1962年4月，乌兰夫同志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作长篇报告，介绍内蒙古自治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和经济建设的经验。重申党的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阐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发展繁荣的各项政策。他批驳了“都社会主义了，各民族都一样了，再提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过时了”的错误观点，着重强调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报告对纠正当时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9年4月，乌兰夫同志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在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民族工作受到极大的破坏。进行民族政策再教育，结合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切实解决存在问题，十分重要。乌兰夫同志的报告，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系统地重申和阐述了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特别强调要重视和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并首次提出国家要组织内地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篇报告，中央批转全国，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乌兰夫同志担任国家副主席后日理万机，但他仍然十分关心民族工作，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事业。1985年4月4日，乌兰夫同志在招待出席六届三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委员茶话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追求一个模式，要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应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特点。“不管怎么改，标准是看你是否提高了经济效益，是否能发展生产力。”

　　乌兰夫同志作为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留给后人们的精神遗产是十分丰富和宝贵的，我们应当很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乌兰夫同志的光辉形象将激励我们在新时期民族工作中不断开拓前进！

 

1988年12月，我去广东考察工作。行前，到医院看望乌兰夫同志。他刚动了手术，但精神很好，准备不久出院。我劝他安心治疗，等健康完全恢复再出院工作。他也要我多保重。不料在广东期间，传来乌兰夫同志溘然谢世的消息，我顿时沉浸在十分震惊和哀思之中，即刻发出唁电悼念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同时也为失去一位最亲密的老战友而悲痛不已。

　　我与乌兰夫同志的交往，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开始了。1941年8月，组织决定他到延安工作，先在民族学院，后到边区民委，主要做民族工作。我和他接触就更多了，友谊更深了。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共事。“文化大革命”后，我从广东调回中央，和他共同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在人大常委会，我们又一起任职。几十年来长期相处，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对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都能坦诚交换意见，互相帮助，密切合作。他为人宽厚，谦虚谨慎，襟怀坦白，肝胆照人，十分珍重革命友情。他顾全大局，坚持党性原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分配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他是我深为敬佩的良师益友。

　　（一）

　　乌兰夫同志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工作，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许多重要建树。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内蒙古开展自治运动，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形式，团结各阶层，广泛发动群众，待条件成熟时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方针。乌兰夫同志奉命由延安去内蒙古，主持其事。1945年11月25日，乌兰夫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有一定政权职能的革命群众团体。这时，由原伪蒙疆法院院长补英达赖为首，在西苏尼特旗建立了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带几名干部赴西苏尼特旗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和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揭露了少数人分裂祖国的企图，争取了多数，把进步分子吸收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中来，使这个“临时政府”解体。周恩来总理称赞乌兰夫同志此行是“单刀赴会”。

　　以后不久，乌兰夫同志又遵照中央指示，解决内蒙古东部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自治政府”的问题。早在大革命时期，在我党支持下，就建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1927年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被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日本投降后，内蒙古东部少数参加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人，又重新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参加这个党的有不少是追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蒙古族青年，也有一些伪满兴安总省的高级官员。1946年初又建立了由该党领导的“东蒙自治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内蒙古东部地区，虽然对稳定当地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也提出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但主张“高度自治”、“独立自治”。为贯彻我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争取这支力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李富春同志派人做了大量工作，还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但未能改变少数人搞“独立自治”的想法。为解决东部问题，乌兰夫同志先派出了一个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部工作团，随后又亲自赶赴承德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和“东蒙自治政府”代表的谈判，这就是著名的“四·三会议”。这次谈判，主要解决内蒙古革命由谁领导和实行什么样自治的问题。乌兰夫同志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和内蒙古所处环境，阐述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内蒙古革命斗争的历史，说明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随着全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取得胜利。他并指出，在当时条件下，必须先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组织形式开展工作，待时机成熟，再建立区域性的自治政府。在乌兰夫同志带领下，经过我党同志深入细致的耐心工作，他们接受了我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双方代表协商一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增加东部地区的代表，同时建立东部总分会，由我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和革命斗争，撤销“东蒙自治政府”，宣布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同志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广泛地团结了蒙古族各阶层人民，使长期分裂的内蒙古实现了统一，为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奠定了基础。乌兰夫同志的这一卓越功绩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评价。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自治政府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和不少进步青年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在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夺取内蒙古民主革命的胜利，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5月1日，在乌兰浩特举行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先出临时参议会与内蒙古自治政府，选举乌兰夫同志为自治政府主席。“五·一”大会宣告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诞生，为尔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一个范例。

　　从1947年到1966年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是在乌兰夫同志为首的自治区党委领导下，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的。周恩来总理赞扬内蒙古自治区为全国的模范自治区，为全国民族工作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乌兰夫同志始终如一地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互相帮助，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并善于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牧区的民主改革中，提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等一系列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政策，团结了少数民族各阶层，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又提出对牧主实行如同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的赎买政策。他还提出：要大力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也要注意培养使用汉族干部；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组织医务力量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染病，保证内蒙古人民的健康；有效地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经济，禁止开垦牧场，保护畜牧业；建立以包头工业基地为主的内蒙古工业体系。这一系列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强了蒙、汉和各民族间的团结，使内蒙古由贫困落后开始走上繁荣昌盛、逐步实现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道路。

　　在十年动乱中，党的民族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受到了粗暴践踏。为了恢复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乌兰夫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是在民族工作方面全面、系统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会议重申了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强调国家大力帮助和自力更生相结合，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不断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这次会议，对新时期民族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乌兰夫同志特别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他认为，没有完善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难于落实，必须用法律来确保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为此，他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自1981年到1984年，乌兰夫同志根据中央决定，主持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小组，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易稿17次，每一稿都经过乌兰夫同志逐条逐句推敲，并与有关方面多次商议。经历将近四个寒暑，凝结乌兰夫同志心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终于由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实施了。

　　乌兰夫同志晚年依然关心全国民族工作，特别关心《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执行，连续几年他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这个问题。前年8月，乌兰夫同志和我率领中央代表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时，他反复强调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充分享受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乌兰夫同志为我国民族工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的卓越贡献将永垂青史。

　　（二）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同志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十年动乱中，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受到严重摧残，统战系统领导干部和长期同我党合作的党外朋友大都遭到诬陷和迫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被迫停止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工作同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一样，百废待举，迫切需要拨乱反正。

　　乌兰夫同志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后，根据中央的指示，为恢复和发展统一战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的要求，中央统战部于1979年8月召开了中断16年之久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乌兰夫同志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和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在会上作了总结，全面分析了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方针和基本政策。他明确指出，我国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切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担负着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和统一祖国的双重任务；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应当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做法，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严格遵照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处理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实现统一祖国和四化建设而奋斗。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这次全国统战会议制定的文件，对于纠正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全面恢复和发展统一战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乌兰夫同志很重视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工作，亲自主持草拟报告，向党中央建议恢复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活动。中央批准后，他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希望他们尽快恢复工作。1979年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分别召开中断了十多年的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方针任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大力开展工作。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乌兰夫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筹备工作，恢复和重建政协组织，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

　　1978年下半年，中央统战部派专门小组到各地调查研究，提出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意见。以后，乌兰夫同志亲自去上海调查，和市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后，又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的报告。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的报告，并电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切实贯彻落实。原工商业者闻讯奔走相告，热烈拥护，赞扬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说到做到，从而大大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乌兰夫同志很重视对错划右派分子的平反改正工作。根据中央彻底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文件，在中央统战部设立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办公机构，处理此事，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79年8月，在乌兰夫同志主持下，中央统战部向党中央报告，经中央批准，正式宣布为李维汉等同志平反，摘掉强加给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部门“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极大地调动了这些部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

　　在与乌兰夫同志长期共事和交往中，我对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深有体会的。不论在顺利情况下还是处在逆境中，乌兰夫同志从不放弃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立场。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泛滥开来。此后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从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由于乌兰夫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内蒙古自治区受“左”的危害较轻，日子比较好过。但是乌兰夫同志却因此遭受一些人的指责，说他不执行中央的路线。就是在这一时期，我于1958年和1961年两次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到内蒙古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当时，乌兰夫同志在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跃进”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农村刮“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在不少地方一度造成了饥荒。但乌兰夫同志和自治区党委坚持在牧区不能搞公共食堂，农村也很快纠正停办了。同时，在内蒙古农村、牧区保留了原有的自留地和自留畜。大炼钢铁时，一些轻率上马的钢铁企业亏损比较严重，乌兰夫同志说：“社会主义不姓‘赔’，赔钱的要退下来”，并决定新建的呼和浩特钢铁厂下马。由于乌兰夫同志比较及时地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那几年内蒙古经济保持了稳定发展。1961年，我到内蒙古看到一片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正如郭沫若同志在诗中所说：“民族埙篪真协睦，农田禾黍好收成”。我回来向周总理如实作了汇报，并告诉了李维汉同志，他们听了都十分高兴。

　　后来在社教运动中，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出来否定牧区民主改革时“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提出在牧区重新划定阶级成份，并在一些地区大张旗鼓地搞了起来。乌兰夫同志虽然受到很大压力，但仍不随风倒。他主持召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都未同意重划阶级。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乌兰夫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自治区党委也没有发出在牧区重新划分阶级成份的文件。

　　乌兰夫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祖国的解放和统一，为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为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呕心沥血，奋斗了一生。他的一生与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是我们党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内蒙古人民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领袖。李维汉同志生前曾对他说：“你一定要写回忆录，记下战斗的一生，否则党史关于民族工作部分就少了重要的一环。”这时，李维汉同志带领几个助手在写回忆录，可惜没有完成就逝世了。乌兰夫同志把李维汉同志的话记在心里。他在繁忙的公务中，赶写了建国前的部分回忆录，还没有来得及全部完成，也离开我们而去了。

　　乌兰夫同志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他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的思想品质永远活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不久以前，全国各族人民欢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盛大节日，现在正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贯彻执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精神而奋斗。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加怀念乌兰夫同志，缅怀他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民族团结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我们要以乌兰夫同志为榜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为巩固和发展全国的稳定局面，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