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读王嘉川兄惠赐蓝勇先生巨著《中国历史地理学》，偶翻至第七章“历史时期疆域与民族分布”，第150页倒数第五行，云“从清乾隆到道光年间，清代版图面积达到了最高点，为121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长时段实际统治境土最广阔的时期”，第151页下引宋岩《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的疆域面积估算》（《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的图表中，清代面积亦统计为1216万平方公里，这大概是蓝先生所据的研究成果吧，可见更是“以讹传讹”，而大有正本清源之必要。

      云耕按，中学时代学《中国历史》第二册，载清代疆域为“清朝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包南海诸岛，成为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中学时代所学《中国历史》第三册和大学所学 《中国近代史》，清末丧失国土累计达336、45万平方公里。

    昨读《浮生论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这是李泽厚先生与陈明2001年的对谈录，由录音整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两位老少学者放达式的学术清谈，不乏对中国近现当代学人的针砭。在对谈中，李泽厚多次谈及张岱年先生，耿耿于怀，原因是张先生曾说李泽厚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概括“实用理性”是胡说八道，而且，因为这个批评，李泽厚也把张先生砭得很低，但对梁漱溟先生却格外抬高。读罢掩卷，沉思良久。

       究竟什么是“实用理性”呢？李泽厚先生曾这样解释：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

        平心而论，这个结论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害。实用理性，就是缺乏对超验价值的追求，只关注现实的、此岸的价值。在这种人生态度的影响之下，人们会较多关注人伦日用，极少耽于冥思玄想，大到国家政策，小到个人生活，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凡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在”。这种对现实利益的过度关注，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气质性格、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并构成中国文化的传统。

        究其本源，这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张恒寿先生在《略论理学的要旨和王夫之对理学的态度》一文中，曾这样归纳朱熹、张拭对理学的概括：

       一、世界是真实而不是虚幻的，人的道德在宇宙中有其根源，应以身心性命的修养践履为本，达到优入圣域的境界；

       二、道德修养不限于内省修身范围，必须和人伦日用、治国淑世的事业结合起来，完成有体有用之学。

        这个平正通达的归纳，可以看作是“实用理性”的注脚。宋明理学在中国的影响，整整一千年。儒家思想的确体现了相当的理性精神，但是它的理性精神缺乏本体的有力支持，故导致宋明理学的出现，宋明理学可以看作是更加完善、翻新了的儒家，后来的现代新儒家也同出一辙，只不过是强心剂和抗血凝剂、防腐剂不同罢了。所以，由儒家开创的“实用理性”，经宋明理学发扬光大，渗透到中国文化传统每一个毛孔之中，所以才有了从“一本本”到“一句句”的的转化。

        关于张岱年先生对李泽厚先生的评价，我有亲身体会。1991年4月底我们历史系89级赴京考察一周，马涛老师请我转交张岱年先生一封信和一篇文章，我按照地址找到张先生家中，聊天中，谈到李泽厚先生，张岱年先生笑呵呵地说，“呵呵，李泽厚他很有才气，大气磅礴，他是个“野狐禅”，他自己也这么说，我见到他，说，你这是自成一家之言哪！”我的感觉，张先生肯定对李先生的观点不认同，但是，以张先生的淳朴、谦逊、木讷的为人，老人顶多也就是“笑呵呵”的批评一下，语言可能在某些场合表述随便些，但这正是长者对晚辈“道不同”的善意批评，李泽厚先生多次耿耿于怀，其实大可不必。

        李泽厚先生在对谈中高度评价了梁漱溟先生，我从高中开始，也曾对梁漱溟先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大学毕业后，在当时每月工资150元5角的情况下，曾特地花148元，从山东人民出版社邮购一套《梁漱溟全集》，用了近半年时间，匆匆读完，感觉却与原来想象中的大不一样。梁先生的学问，基本上是“成一家之言”，而且多半是自己的“好学深思”“误打误撞”式的演绎，是新“心学”，他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也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特别是《中国文化要义》，顶多还有晚年的《人心与人生》。从《全集》可以看出，梁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修养是有相当欠缺的，因为从他的早年经历和《全集》中可以看得出，他幼年读的是新式学堂，“国学”功底要差得多！梁先生作为一代思想宗师，是无疑义的，但绝对谈不上学问家，甚至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沧桑经历、独立人格的光环，才映发的熠熠生辉，因此现在有人给他戴上一顶“国学大师”的高帽，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张岱年先生则不然，张先生确实是学问家，但也是确实是思想家。他早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一册，统摄诸子百家，材料运用自如，分析评论得当，这使得他一生能够在中国思想史领域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他晚年关注哲学思想史诸多领域，提出“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他的思想和梁漱溟先生不一样，张岱年先生的思想，是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之上的，体现在他晚年的多文章中，无论他赞成不赞成“实用理性”，都应该认真加以系统研究，因为，从“尊德性”来说，张先生肯定比不了梁先生，而“道问学”呢，恐怕梁先生又稍逊张先生几筹了吧？

    古语：儒能守常，道能达变。就作为纯粹的中国人而言，蒋介石所代表的乃是“腐儒”，虽为儒家，固守陈腐、抱残守缺，如此，天道之变，必须道家完成，故毛泽东以道家融辩证法之万变，遽克蒋介石以中庸融法西斯之不变者也。虽然，道能达变，未能守常，故毛晚年“不断革命”，终陷国家民族于危难。当是时也，周恩来以崭新之“革命之儒”，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终于身后确立国家新秩序，今之改革开放，不啻“没有周恩来之周恩来路线”！

    毛之革命，于推翻旧制度，功在尚矣；于传承中国文化，毁誉参半。《大学》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儒家为代表之中国文化传统，历时二千五百余载，几经坎坷，今逢盛世，必将不断改进发扬与光大，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之主流！

    从中国文化传统观之，毛泽东之所以深受道家影响，原因有三：

一、荆楚文化以地域而言，乃是道家发祥地，老庄虽诞生河南，然其文化渊源来自荆楚，其文化影响力亦辐射荆楚大地，以《老子》而论，马王堆帛书本和郭店楚简本均出土于荆楚古墓。

二、自中国文化传统考察，诸子百家之中对现实秩序采取批判主义最为严厉而系统之学说，道家而已。而近代中国剧变之际，革命者必须以“批判现实”之精神武器制造革命之舆论，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现借助法兰西启蒙思潮、后转而欢呼马列主义即是，此为革命之运动层面；然就革命者自身“文化叛逆”心理形成而言，“略通国学”之青年毛泽东选择“心存高远”“精神逍遥”试图冲破一切形而下羁绊之庄周老聃之学，实属必然。

三、文化修养之长期浸润。中国文学无非现实/浪漫两派，而浪漫主义自哲学精神而言，鼻祖必为庄周，其《逍遥游》一篇，汪洋恣肆，李白、苏轼几为之倾倒；浪漫主义自文学而言，鼻祖必为屈原，然屈骚之受道家老聃一派之影响，前人多有论述。此二者，均毛泽东最喜读之著作，早年诗作，频频援引庄子典故，《讲堂录》则工笔钞写屈骚全文；更有晚年出巡，《老子》的书要带十几种，其钟爱道家可见一斑。

    关于文史哲“三位一体”，前人多有论述。

汉代司马迁《报任安书》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强调做学问者，在综合前人典籍基础上，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大胆思考、辨伪，努力有所发现，然后自树其帜,“成一家言”，刘桂生先生解释，“究天人之际”是哲学，“通古今之变”是史学，“成一家之言”是文学。

清代散文声势最大的桐城派，推尊韩、欧、程、朱之文统和道统，所倡义理、考据、词章合而为一之说，张岱年先生论述，“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是文学。

逸泉轩主人谓文史哲“三位一体”： 文、史、哲比如一个桃子的果肉、桃核、桃仁。

1、桃子的果肉：“文学艺术、科技工艺”；

2、桃仁：“哲学”（包括宗教）；

3、桃核：“历史”（包括传统）。

在一个文化实体的层次中，文学艺术、科技工艺看得见摸得着，是最为表层的“形而下”的文化要素，故比之于色泽艳丽香甜可口味道鲜美的“桃子的果肉”，然而既然比如果肉，过期就难免腐烂不堪，故一种文化的“用”的层面最容易流转变迁；而处于支配地位的“形而上”的“哲学”（包括宗教），则是隐藏在最深处的桃仁，它虽然隐蔽，然而却包含了桃子的基因，决定着桃子的发育成长，即便整个桃子果肉全部腐烂，只要桃核不被破坏，则桃仁便保存其强大生命力，一俟时机成熟，便当“复兴”（欧洲文艺复兴，乃复希腊罗马文化之兴）或“维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为文化之精神本“体”。待桃子的果肉腐烂、桃仁破壳而出之后，能够证明世界上曾经存在“桃子”的唯一物证，就是“体、用”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部分，即作为桃核的“历史”（包括传统），它朴实无华、深藏不露，默默地做文化精神本体-----桃仁的守护使，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

    战国诸子百家，儒道墨法最为声名显著，虽争鸣对立而实渊源流长。儒家鼻祖孔子，曾适周问礼于道家始祖老子；墨家出于儒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乃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且韩非深受道家影响，《解老》《喻老》即是明证。四家虽渊源深厚，然亦经历了争鸣、结合、重组的对立与融合过程。

       一、儒墨、道法四家的对立点与相同点。

    儒道墨法四家，就其对待“人”和“社会”而言，可以分为两类：

       1、儒家和墨家，两家虽表现为对立，然墨家出于儒家，故“天志”之与“天命”，“兼爱”之于“仁”，何其相似！儒墨两家，均重视人与人之情感，表现为“以人为本”，关爱社会，只不过儒家是知识分子为统治者着想，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而墨家则是手工业者为下层劳动人民着想，建立一个“尚同”“尚贤”的小生产者的乐园。

        2、道家与法家，法家与道家渊源密切，申不害、慎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深受道家影响。此两派虽然社会观炯然不同，然出发点却很一致：都是从自然主义出发，道家提倡“道法自然”，目的是恢复“结绳而治”的“小国寡民”的氏族社会，其本质仍然是代表下层知识分子和劳动者；法家则从道家吸取了自然主义，从自然动物性的“恶”来定位人本性，制定了法、术、势三结合的一整套统驭之术，专门为上层统治者作独裁服务。

        二、儒道墨法在汉代以后的整合。虽然儒家和墨家，道家与法家各有相同之处，然而，因为各自立足之本位不同，故自汉代始，不断整合。首先是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法道合流”，用道家来包装法家，汉初黄老之术盛行，其本体曰“道生法”，是为“道法家”。然而，因为其各自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特别是汉武帝时，综合国力强盛，故这个联盟很快瓦解，

因为统治者驭人则可，一切法“自然”则绝对不能。故此时，董仲舒应运而生，“阳儒阴法”外加阴阳，即以法家为骨骼、以儒家为血肉肌肤、以阴阳家为外衣装饰。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实际上是儒家和法家的有机结合，二者一拍即合，影响中国政治历史两千余年。而自汉代始，道家和墨家也开始相互融合，它们亦和阴阳家，特别是先秦神仙方术相结合，组建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即以墨家的严密组织与纪律，与道家的精神有机结合，而笼罩以神仙方术阴阳五行。

        或曰，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何以自先秦严重对立而于汉代如此结合？从根本上说，儒家法家都是为统治者着想，道家和墨家均代表没落或下层知识分子，或劳动者的利益，各自所代表直接层利益一致。在先秦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明显带有区域性色彩，当是时，国家尚未统一，全国性的统一阶层亦尚未形成，故百家争鸣、互相攻讦。一俟统一与一统，则全国文化整合，阶级、阶层整合，故诸子百家之儒道墨法重新有机整合，瓦解构建、优势互补，也就不足为怪了。

    偶然写了一点关于文化的随感，没想到引起了几位朋友和弟子的讨论。我很赞成寻源斋主人和弟子尼奥的观点，“取儒家之精神，为商业社会所用”，“使这些‘大嚼肯德基和麦当劳’的青年有一颗‘龙’心”。这里声明，我决不是现代新儒家的信徒，但是，儒家文化，它的基本精神，确实是中国文化的根，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也很难改变。

关于儒家，人们总是喜欢“笼而统之”地论述，实际上，儒家在各个历史阶段内涵是不一样。就其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思想分为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这四个发展阶段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中间两个阶段最为重要。

先秦儒学，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师，其中孔子、孟子的儒学最为原汁原味，后世称之为“孔孟之道”，这确实有道理，抓住了问题关键，孔、孟思想有着共同特点：都以政治伦理为核心，倡导礼乐制度；

以宗法制度、血缘关系为准则，个人服从整体；重视人的主体能力（学习），削弱天命鬼神观念。荀子的思想有些另类，但也恪守孔孟之道的共同特点。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学说对中国的哲学、伦理学、社会政治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礼仪风俗等等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这时的儒学，基本上是在孔子、孟子、荀子等三位大师的弟子中间代代相传的“私学”，并未能普及到民众，更没有被统治者采纳为治国淑世之道。

两汉儒学，上承经过荀子法家化之后的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以法家为骨骼，以儒学为血肉，以阴阳谶纬之学为外衣，“阳儒阴法”，且有一下几个方面的保证：首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吏选拔主要出自儒生；其次，强化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副人数；再次，和宗法制度紧密结合，大量儒家伦理道德法律化，使之和“礼”并行，作为“外在约束”。

自此，儒家思想迈出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关键一步，“阳儒阴法”，迎合了统治者统驭人民并约束自身所属阶级的要求，最终使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历史长达两千年之久。即便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玄学和佛教相继大兴，但是汉代儒学已经深入社会和人心，那些魏晋清谈之士和唐代高僧，内心无不恪守儒家基本精神和理念，成为“儒上之玄”“儒上之佛”。但是，两汉儒学在式微中也暴露了它的严重缺陷，它所力倡的理想道德主义，既缺乏“形而上”的本体依据，又没有高扬先秦儒家弘扬主体的精神，所以，宋明理学应运而生。

宋明理学是在两汉儒学衰败之后，历经魏晋玄学，特别是隋唐佛教强烈冲击，是对隋唐佛教的反动。为了战胜佛教，宋明理学不惜大量吸取佛教的精神，“援佛入儒”，一反两汉儒学的外在约束，完成了从天理、人性、身心一整套内在超越的道德修养模式，造就了中古学术的辉煌。它抽象继承了先秦孔孟的精神，构筑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以及心理素质。

及至近代，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同时，西学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强烈撞击中国文化。在国人失去自信力，连文字都要西洋化的文化危难时期，现当代新儒家高举捍卫传统的大旗，看似因循守旧，但实际上秉承宋明新儒家的老路，“援西学入儒”，用以拯救儒家，在近现代史上，为儒家学说作最后一搏。

但新儒家又确实是失败的。因为，儒家之于社会，历来分为两个层面：

1、学者层面的儒学；

2、大众层面的儒学；

学者层面的儒家所关心的是根本精神的构筑和儒学原典的阐释等大本大原问题的，大众层面的儒家则是芸芸众生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所谓“为生民立命”。在复兴儒学方面，宋明理学确实是一个成功。除了依靠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学者代代传承基本精神之外，宋明理学还通过一系列“精，管用”的启蒙读物，用最简单易行容易理解的词语，把诸如“天理”“良心”等理学精神广泛普及化，其有效性，远比《四书五经》要深远得多。虽然宋明理学后期，充斥空谈性理、“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四铭先生和鲁四老爷等末流，但是，它的主流确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无论你承认与否，我们现在精神层面的一切，都深深地打着宋明理学的烙印，这就是那颗所谓的“龙心”也就是我们民族的根！。

所以近代学者梁启超肯定地说，“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饮冰室书话》《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也明确指出，“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或曰，产生于宗法社会的儒家精神和现代社会已经背离了。毋庸讳言，儒家的许多内涵确实已经过时了，但是，无论从儒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还是从亚洲的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强大的华人社区来看，儒家的基本精神和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不仅不矛盾，而且刚健有为、公忠为国、“以义制利”、仁爱、气节等理念完全可以在“抽象继承”的基础上与之接轨，从而熔铸新的中国文化的辉煌。冯友兰先生弥留之际大声疾呼，“中国文化一定会大放光彩”，在当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币持续坚挺的全球化时代，冯先生的期望，就如同那首《把根留住》的歌曲一样，道出了中华民族的久已压抑的心声。

   昨天偶然看易中天品三国，旁征博引，以古论今，融会贯通，幽默风趣，讲的确实很精彩。因看易先生频频引用《三国志》，可知是在讲史而非文学，故从史学角度，指摘些许瑕疵，试举两例如下：

     一、昨天讲诸葛亮他为什么不投靠曹操？易中天说，是因为诸葛亮想辅佐人君，曹操那里人才济济，去了显不出自己来。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读《三国志》，诸葛亮之所以不投靠曹操，其由有三：

     1、刘备毕竟姓刘，当时天下虽乱，但汉代儒家思想使正统观念深入人心，人民心中还是倾向刘氏，作为深受儒家教养的诸葛亮也不例外；

     2、当时豪门地主的门第观念极重，诸葛亮属于庶族地主，而曹操的谋士，大都是北方士族地主，他们不会看得起诸葛亮，而诸葛亮的经天纬地之志也难以实现；

     3、刘备，汉室宗亲，且出身低贱，行仁义而名著于天下，故诸葛亮经过长期观察，认真分析，最终选择投靠刘备。

      二、关于刘备的“皇叔”称号，刘备不是皇叔，史载，他是刘邦的二十二代苗裔，汉献帝则是十七代，刘备比汉献帝还低五辈，怎么能够称“皇叔”？

       这些常识，只要读读相关历史，就可以知晓，故以上瑕疵实应避免，实可避免，愿易先生审之察之，使自己的讲座日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