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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 9月9日的怀念与纪念（2007-09-09） 今天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纪念日（1976年），也是著名学者、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诞辰纪念日（1893年），对于这两位影响我全部思想和生活的杰出人物，表示深切的怀念和由衷的纪念。
毛主席和梁先生，虽然信仰不同，道路不同，但他们的一生却有那么多相似之处：都出生在甲午战争的前一年；都深深目睹了旧中国饱受列强凌辱的屈辱境况；1918年前后，都曾经在北京大学参加新文化运动；在对旧中国社会作出深刻分析之后，都认为要想救国，必须改造落后的农村，于是又都在1927年左右，从事农村农民的改造：毛泽东主席通过对农民运动的考察，领导土地革命，梁漱溟先生则放弃北大的讲席，赴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道路虽然不同，但目的是一个，那就是为了改造旧中国。1938年、45年“乡村建设”试验失败的梁漱溟先生两次赴延安和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共商抗日、建国大计。毛泽东主席和梁漱溟先生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有着独立的人格、都是“有自己的思想，并且本着自己思想行动”了一生的杰出人物。 8月13日 两位领袖相继迎来80大寿今天，2006年8月13日，是我最为尊敬的共产党领袖、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反美斗士，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菲德尔·卡斯特罗80寿辰。
卡斯特罗1926年8月13日生于古巴东南端奥连特省西亚里市比兰村，从小就充满正义感，富有斗争性。
8月17日，则是原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同志80寿辰。 为祝贺江泽民80寿辰，《江泽民文选》三卷１０日起在全国各地发行，各地干部群众踊跃购书，认真阅读。他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江泽民文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 江泽民和卡斯特罗有着深厚的同志般的友谊。2001年4月13日下午，江泽民访问古巴时，在会见卡斯特罗时，向他赠送了亲笔书写的七绝一首。全诗如下： 这首诗体现了两位老朋友之间深厚情谊，这里预祝两位老共产党人健康长寿！ 7月28日 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今天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新兴的重工业城市唐山蒙受惨重灾难，被夷为一片废墟。地震震中在唐山路南区的吉祥路一带，即北纬39度38’，东经118度11’，震中烈度达11度，震源深度12 公里。
极震区以唐山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约47平方公里。唐山市老区多为老式单层民房，震后变成一片瓦砾；新市区大多是砖混结构多层建筑，几乎倒塌殆尽；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物亦未能幸免，铁路轨道发生蛇形扭曲或由于路基下沉而呈波浪式起伏，地表产生宽大裂缝，桥梁普遍塌毁，地震构造裂缝延伸达 8公里，裂缝带附近的地面运动非常惊人，其两侧200多米的范围内连人都被抛向空中。 地震的影响区域极大，强震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北起黑龙江的满洲里，南至河南的漂河，东临渤海湾，西抵宁夏的名咀山，14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几亿人受到扰动。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严重破坏区3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农田淤满泥沙，水渠、水并堵塞，公路，铁路、桥梁损毁。据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毛泽东主席极为关心唐山的救灾情况，他于重病中多次审看了有关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的以华国锋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亲切看望受灾群众。这期间，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谢绝外部提供的援助。 大批救灾人员抵达唐山后，唐山的救灾工作全面展开，8月 4日，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灾区慰问群众，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十几万解放军、2万多医务人员和数万各方支援人员奔赴灾区。经过20多天的抢险工作，初步控制了灾情。由于一系列防疫灭病措施的实施，唐山市在地震后没有出现瘟疫的流行。 回顾30年前的那可怕的往事，看到央视十频道播出的极其感人的事迹，我默默地向上苍祈祷，愿三十年前的二十四万同胞的在天之灵安息，愿我们人类早日能破译地震预警的密码，愿每一个人珍惜我们的生命与亲情！ 7月21日 今天是佛诞日（5月5日）今天农历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诞生日，称“佛诞节”。传说释迦诞生时，有龙喷香汤沐浴其身，因此，每逢佛诞节，寺院僧尼齐集大殿供佛诵经，并以香汤洁洗释迦佛像，称为浴佛法会，这一天又称“浴佛节”，这是佛教界最隆重的节日。 读大学时，偶尔听了净慧法师的一场报告，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购买了大量的书籍加以研究。虽然不是佛教徒，但佛法对我的人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佛教不是一般的神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唯心但却是无神论的一种人生态度。它主张一切“缘起性空”，信徒历经种种磨难，执着修持，达到能以“持久恒定的‘空’的态度”（就是禅宗所谓“平常心”）来看待世间万物的人生境界，就可以“破我执”，从精神上摆脱尘世的一切芜杂的羁绊，从而最终达到生命的圆满。 的确，人生会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是也。佛教对于个人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人生既然很短暂，那就应该把一切烦恼的事情“放下”，专心践履自己的生命职责，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佛教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在于，弘扬无我大悲精神，普度众生；佛教对于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积极意义在于，“圆觉之乘，不外大智慧、大慈悲之两法，而唯人具兹本能……唯此仁智是圆觉因，即大乘之习所成种姓，亦即人道之乘也。换言之，人道之正乘，即大乘之始阶也”。苦海慈航，长夜明灯，“抱伟大之思想，沈重之志愿，深远之慈悲，宏毅之魄力者，荷担此救世之大使命”，佛教这些深邃而积极的思想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王炜的一件往事（5月3日）昨天在新华书店的图书大厦一楼，看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玮学术著作选》，不禁使我再次想起10年前的一件往事。 1995年秋，燕园南墙外新开了一家“风入松书店”，据说是北大哲学系一位副教授牵头创办的，开业之初，一鼓作气，渐具规模，我很快就成为这家书店的常客，经常寻觅购买一些廉价的库存书。不久，书店作出规定：购书累计1000元，可以得到一张购书卡，从而享受9、0折优惠，这对于当时每月工资300元，至少花150元吃饭的我来说，靠个人的力量，难以承受，于是联合几位爱书的朋友，好不容易在96年新学期初，终于达到累计款额，领取了9折优惠的购书卡，但很快不慎丢失，心中十分沮丧。一个下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风入松书店的柜台前，向服务员诉说询问，看看能否再补办一张，服务员面露难色，我的情绪也有些激动，双方争执不下。这时，来了一个高个子很有“派”的中年人，服务员连忙向他请示，这个很有“派”的中年人，转身面向我，很和蔼的说： “怎么啦？” “我的优惠卡丢了，好不容易累计到了1000元，可以打9折，您看，这-----？”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说，
“噢，丢啦？那就再办一张吧！”这个高个子很有“派”的中年人随即向服务台要了一张蓝色的购书优惠卡，取来一支钢笔，流畅地在上边第一栏写下：“9、0折，王玮”，然后，仍旧和蔼地递给了我。 王玮？这就是风入松书店的老板，那位哲学系的副教授？补办一张9折优惠卡，就这么简单？！到底是读书人，全然没有商人的庸俗气息！当时只觉得人很亲切，也没有想别的，于是向他道了声谢，继续去书海寻觅自己的所爱去了。 直到去年年底，偶然上网查阅有关“风入松书店”的情况，才知道后来成为哲学系教授的王炜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4月11日在北大第三附属医院去世，享年56岁！通过讣告，也才了解到，他是我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熊伟教授的助手和学生，从事存在主义暨海德格尔哲学研究。他曾与甘阳等一批青年学者一起策划和组织创办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这是我很喜欢读的一套丛书------包括《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和《文化：中国与世界》学刊，这套大型丛书对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的“风入松”当属1949年后知识分子所创办的第一家大型学术性书店，他曾向好友表述心志：“做一名邹韬奋式的学者和出版人”，------风入松书店确以其高雅的学术品位蜚声海内外，成为传播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神圣阶梯。 很可惜，这样一位“品行俱佳和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他下海创业的过程中，几经波折，积郁成疾，最终英年早逝。读完北大为他发布的《生平介绍》和他的几位学生的回忆文章，不胜感慨，仅以此文记述10年前发生在风入松书店的那一件往事，作为对一代学人书商王玮老师的纪念！ 怀念萧望卿先生（3月28日）得知萧先生去世，沉浸在沉痛的回忆之中，又想起了十五年前萧先生挽张恒寿先生的对联。正是通过这幅挽联，我有幸结识了朱自清先生的最后一位研究生-----萧望卿先生。那是1991年初张恒寿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前，我们在殡仪馆的院中悬挂挽联，我一幅一幅的抄录，忽然，看到落款署名“潇湘萧望卿”的一幅挽联，是这样写的： 清华同门，津海同授，半世厚谊传日月； 长才独具，德宇独宏，一生美名留乾坤。 对联很工整，落款的“潇湘”很醒目，它使我忽然想到“潇湘馆”，又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位湖南人，“萧望卿”使我联想起了汉元帝时期的太傅“萧望之”；而“清华同门”使我想到这可能是张老在清华读书时期的同学，有着深厚的友谊。这样匆匆分析了一下，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个名字相当古雅，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 不久，我照例去恩师黄宏荃先生家中学习古典诗词，从黄先生的诗集《溪山晓唱》中，偶然发现了黄先生写给萧望卿先生的好几首诗，便问及萧先生，黄先生说，“萧先生就在中文系，他是我的湖南同乡，人品非常好”。我恍然大悟，萧先生原来是河北师院中文系教授，怪不得对联中说“津海同授”！在一个初夏的傍晚，陪同黄先生散步时，在教学区小花园遇到了萧望卿先生夫妇：老先生个子不高，天蓝色衬衣配一条浅灰色裤子，满头白发，双目炯炯有神，温文尔雅，一看就是清醇儒者，萧先生的夫人彭琳老师则微微有些驼背，提着两个暖壶，微笑着，很亲切的一位阿姨，黄先生给我们做了介绍，萧先生和我热情握手，大家都为相互认识而高兴。以后，除了经常在小花园遇到散步的萧先生之外，因为黄先生的缘故，我也多次受委托为一些学术或生活上的事情登门造访萧先生，我们成了往年交。有时候，很长时间不见萧先生，突然邂逅，萧先生就用抑扬顿挫的湖南音说：“噢，好长时间不见云耕了，我还说呢，好长时间不见云耕了”！老先生的纯真情谊使我感到格外亲切。 和萧先生交往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在河北师院图书馆处理旧书时。当时师院图书馆新上任了一位看上去雷厉风行、作风干练的馆长，他说图书要替旧换新，就把图书馆从宣化迁来时打包的旧书，统统打开，让馆里的工作人员稍加过目，随即廉价买掉，其中甚至包括许多民国版的，图书馆书库里都不一定有的图书。今天想起来，这对河北师院图书馆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但是对喜好藏书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幸运。一次，我买了几本旧书，按每本一二角的价格付款之后，刚要出门，看见政教系的一位同学，手里拿着一本《陶渊明批评》，装祯和我几天前二角钱买的缪越先生《诗词散论》一样，我借过来一看，上面赫然印着作者“萧望卿”！我赶紧和这位同学商量，最后以自己手头的5本书把它换了过来，我当即兴冲冲的去找秦进才老师，没想到秦老师先是摇头叹息，“这样的书怎么能够卖呢”！后来又说，“这本书，萧先生本人也不一定有，你不如把它送给老先生”。我心里并不情愿，但是，转念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去萧先生家里，说明来意，没想到，萧先生十分激动，他抚摸着这本书也已经发黄的小册子，用拉长的湖南音说：“这本书，是朱自清先生作的序，台湾已经再版了7次，大陆却没有再出版。怎么，你用五本书换来的，送给我作纪念，真是太谢谢你了”！我说：“没什么，这是应该的”。说完，萧先生转身回到书房，一会又走出来，把书递给我，他说，“我想了想，写了几句话，你是用五本书换来的，那就送给你作个纪念吧”！我听了以后，又惊又喜，我打开书的扉页，上面右起竖写着一行清秀的小字：云耕同学从图书馆销售旧书中购得此书，就留作纪念吧! 下面，钤着细朱文印章：萧望卿。这次和萧先生谈的时间比较长，我才知道，这本书是他读朱自清先生研究生时的论文，是萧先生的同乡沈从文先生托李健吾向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先生极力推荐，才得以出版的，萧先生至今还珍藏着叶圣陶先生给萧先生的信（2000年春节之际，萧先生把这封信的复印件寄给我做为纪念）。在聊天时，我看到萧先生书房的墙壁上悬挂着沈从文先生和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先生写给他的条幅，还有几个满满的书柜，整个屋子充满了书卷气息。在这样的环境里聆听一位老人的抑扬顿挫的述说，真是“如沐春风”，仿佛来到了四十年代的清华园！ 大学毕业后，和萧先生联系少了，但是每到春节前，我都寄一张小小的贺卡，送去我的问候和祝福，萧先生每次也都写一封短信，表示感谢。1996年暑假，我去石家庄，特意看望了萧先生，和他谈起，在燕园进修时，曾拜访中文系林庚先生，萧先生听罢，相当感慨，他说，“你见到林庚了？我们一起在清华，他是我的老师，也是学兄和好友，唉！50多年了！北京有我许多朋友，还有钱钟书，他读的书可多极了”！老先生再一次和我谈起了许多学人往事。也是这一次谈话，萧先生很正式的对我说，“你能不能不教马列课了，转到你们那的历史系，专门搞历史，将来在断代史上有些建树，就像胡如雷先生一样”？我说，“您的愿望和建议确实很好，我也可以考虑将来转到历史系，但是，胡先生那不是一般的学问家，除了天资和勤奋之外，起点就不一样，您和胡先生、张老，毕竟都是在清华读的书啊”！说完，萧先生也未置可否，我们只是相顾一笑了之。在后来的几年里，萧先生在信中再一次提到转系的问题，而我自知不是做专门学问的那块料，况且，在教学实践中，已经发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蕴含的深刻意义，领略到了其中的乐趣，所以，也没有正面回应萧先生，但是老先生对我的关怀和期望，却始终是我努力教书育人的负载和动力，每每想起，心中很是感激！ 最后一次见到萧先生，是1999年冬，我奉黄先生之命，专程去萧先生家取《溪山晓唱》的手稿和《大同新书》复印稿。当天晚上，萧先生和彭老师热情的招待了我，做了好几个菜，其中有豆豉鲮鱼。我素不喜欢吃海鲜，但是这次却感觉格外的香美，也正是从从萧先生家里，我开始喜欢吃豆豉鲮鱼了。晚饭后，我和萧先生、彭老师，小雪大姐一起闲谈，先是谈到了朱自清先生，萧先生说，他最后一次见朱先生，是1946年在昆明，朱先生那时身体不好，说回到清华就好了，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朱自清先生就因贫病交加去世，这竟然是最后一面！萧先生说，现在很多人劝他写回忆录，把当年在清华读书交游的经历记述下来，那就是宝贵的学术史料，但是他不想写，觉得一生平平淡淡更好。我说，“您要不写，那就太可惜了，现在许多人都在回忆过去，您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写了之后，肯定会出版甚至畅销的”。萧先生摇了摇头，说，“没有这个心思了”。我也就没有再提及。因为我要赶夜里的火车去北京给黄先生送书稿，8点半，我起身告辞，萧先生热情地把我送到门口，我向他鞠躬告别，请他保重身体，先生连声道谢，我也没想到，这竟然也是我和萧先生的最后一面！ 今天上午在动笔之前，我和彭琳老师再次通了电话，彭老师说，萧先生生前力主不搞遗体告别，丧失从简，所以，只举行了一个小的仪式，萧先生生前的亲属、好友、河北师大文学院里的有关人员，范围很小，萧先生走的时候，身上摆满了鲜花，面色很从容。由萧先生的遗嘱丧事从简和晚年“不立文字”，使我想到了将死的超越与生的安顿融合为一的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旷达和“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将一己生命融进宇宙大化的生命节律之中、与造化和同一气、与天地山川一起得到永恒、对生死问题平静坦然和清醒超越的生死态度，先生真可谓五柳先生千古的第一知己，如此，先生足以无愧自己的一生了。 愿先生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2006年3月28日12时
萧望卿先生逝世（3月21日） 顷接恩师黄先生电话，告知萧望卿先生已于3月19日午夜子时在医院逝世，享年88岁。哀哉！ 黄右昌先生（黄宏荃先生之父）所撰《三一八烈士碑铭》（3月18日）
今天是“三一八”惨案八十周年纪念日。1926年3月18日，八国通谍事起，愤怒群众集会于天安门，会后往执政府请愿。当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东辕内时，预伏的军警竟开枪射击，并用马刀、铁棍向徒手群众进攻，当场打死47人（其中包括北大张仲超、李家珍、黄克仁三位弱冠学子），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时任北京大学法学系主任的黄右昌先生（著名法学家、诗人，号溇江子），在惨案三周年时，于悲愤中撰写此铭文。纪念碑现矗立在北大燕园校内。 “死者烈士之身，不死者烈士之神。 愤八国之通牒兮,竟杀身以成仁。 唯烈士之碧血兮,共北大而长新。 踏三一八血迹兮,雪国耻以敌强邻。 翳后死之责任兮,誓尝胆而卧薪。” 张恒寿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今天是我国著名思想史家、教育家张恒寿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日。 十五年前的昨天的傍晚，天气还十分凄冷，路边上堆积着未化的积雪，刚刚寒假开学的我，忽然看见张恒寿先生坐在轮椅上，由家人推着，从教学区北门口穿越马路回家，因为离得远，也没有趋前问候老人，只是想起年前拜访张先生时，老人说自己腿不好，冬天是不下楼的，等春暖花开时才出来散散步，心里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冷的天，张先生出来溜弯了？然而，第二天早晨便传来张恒寿先生逝世的消息，整个历史系很快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之中。 一周后，我终于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张先生，这是在殡仪馆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们几个班干部先是负责在院内悬挂挽联，然后在告别室出口迎候络绎不绝的各界人士，帮助他们摘下臂上的黑纱。其中我看到了走出告别室的胡如雷先生，胡先生的满眼热泪，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 正是张恒寿先生，向我介绍了胡如雷先生。1989年是国际共运史上的多事之秋，年初波兰、匈牙利先后改旗易帜；6月北京发生一场风波。对于我们89级大学生，眼前则充满了迷茫和困惑：无论从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的影响，都要求做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是，理论却是灰色的，12月25日罗马尼亚政变，在当年中苏论战中始终与中国保持友谊的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我清楚地记得，1987年齐最后一次访华的电视新闻：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与之亲切拥抱，说“我们是三老关系：老同志、老朋友、老战友”-------竟然被本国所谓“救国阵线”逮捕枪毙，中国外交部瞬即宣布“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这样对待有着共同理想的老同志、老朋友，太有点不仁不义了吧！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我第二天即登门请教张先生，表示了我的愤慨和不解。张老听完我的陈述，说，还是那句话，不要急于下结论，等等再看。你要是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感兴趣，有机会可以去问问胡如雷先生，这最终促成了我在大学三、四年级十几次和胡先生的受益终身的长谈。当然，张老对这个问题也始终关注，在一次聊天中，他让我看了参考消息所登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家族的独裁统治的情况，说他们早就背离马克思主义了，我们不应为假马列主义鸣冤叫屈，你要是研究马列主义，还是得认真看书，看经典原著，不能只根据教科书下结论。这次谈话对我触动之深，直到今天我也难以忘怀，它不仅使我茅塞顿开、思想认识有了崭新的角度、从而对传统的马列主义的理解开始升华和超越，也给我大学毕业后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生动教材。 也正是从张老那里，第一次听说了汉学和宋学之分。偶然在图书馆过刊阅览室翻阅到《河北师院学报》82年第一期刊载张先生《县令小考》一文，又联想起上课时许多老师谈到的张老《庄子新探》的考证功底，一直以为张老是“考据专家”，专门做“考据学”。90年教师节的晚上，我和立森兄去代表89级向张老祝贺节日，张老让我们看了北京师范大学为纪念陈援庵先生所刊行的一本文集，说，陈援庵是专门做考据学的，我说，您也是吧？张老断然否认，他说，中国传统学问，有汉学和宋学之分，汉学是考据学，实际上是清朝人做的学问，但却是汉代的精神；宋学就是宋朝人的学问，是讲义理的，明朝人也是这个路子。张老说，他虽然也做考据工作，但是却不是汉学，而是宋学，侧重于搞理论研究。 还是从张老那里，我知道了原来鲁迅的个子也不高，1米5几，鲁迅的演讲，乡音很重，很多人听不清楚，但是因为对他的崇拜，大家围着他，不断鼓掌；我知道了柯兴所著、风靡一时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并不是信史，其中有许多虚构的成分；知道了石评梅并不是张老的表姐，因为两家是世交，石评梅去世时，身边并没有亲人，张老便用了表弟这一名义代表亲属致谢；知道了陈寅恪、蒙文通、张岱年；知道了张老的研究生导师是刘文典…… 张恒寿先生的记忆力非凡。我在89年9月入学不久登门拜访，他问了我的姓名，我告诉他之后，特别谈到和历史系原书记刘涣义老师是老乡，保定完县人，在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在学校遇到了也是坐在由家人推着的轮椅上的张老，赶紧向前问候，没想到，老人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当时非常吃惊，毕竟张老已经是88岁高龄的老人了！后来看到《纪念文集》里的回忆文章，说张老正是出于对学生和教育事业的挚爱，才能够把甚至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的名字都记住，这一点，在毕业之后的教学生涯中，我深有体会。 或许真的有所谓“天人感应”，张恒寿先生遗体告别的那一天，灰蒙蒙的空中竟然飘起了雪花，而张老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很快，天光放晴，令人嗟讶不已：难道老天真的有情，对这么一位可敬的老人辞世一定要表示自己的一番心意？ 2006年3月7日凌晨1时 《张恒寿文集》（3月6日） 今天下午，收到邢铁师寄来的《张恒寿文集》（上、下）册，晚上在灯下浏览一遍。这部文集囊括《庄子新探》、《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韵泉室旧体诗存》和《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中张老的全部著作，及除此以外的一些回忆文章、序言、书信，张老九十年心路历程由此窥得全豹。
文集由王俊才师辑录整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邢铁师在扉页上题写了这样的文字：“这年头做学问的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很少了”，这使我突然想起沈从文先生《边城》里边最后一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都是那么令人回味无穷，感慨万千！ 张先生逝世后，胡如雷先生在挽联中这样评价张先生作学问：“学广识博、未轻落笔、一贯尚精深”，这个评价恰如其分，是几十年学术老友的相知之论。张先生一生的著作共计八十万字，这和今天的所谓著作等身的“学者、博导”们比起来，要逊色多了，但是，就其著作所蕴含的传世价值而言，则远远超出这八十万字之外！如张先生集毕生之力所撰论文集《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其中几乎篇篇都是大手笔，即便是应时的批判之作，也绝非泛泛之论，而是深刻结合中国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只要稍微剔除当年那些政治色彩，今天读起来仍然会感觉到文章的强大学术生命力，这真正体现了清华学派“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精神。我在北大进修时，有一次和一位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博士聊天，他忽然谈到《六朝儒经注疏中之佛学影响》，说他导师很推崇，他看了之后，兴奋不已：“我还真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文章”，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仅以其中《严复对于当代道学家和王阳明学说的评论》为例，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对此文评价甚高，在96年给北大历史系研究生的一次座谈中，大讲特讲。他在张先生研究工作启示下，撰写《严复中西文化观前后期的一致性——张恒寿教授对严复思想研究的贡献及其影响》一文，论定严氏一生，无论早年或晚年，其文化观基本上一致，不存在目前国际汉学界和国内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前期主张“全盘西化、尽弃儒学”，后期则“抛弃西学，回归儒学”的所谓“回潮现象”，从而使严复思想研究开始摆脱左倾思想的错误影响。后来刘桂生先生以这篇文章为首，辑录海内外有关严复研究文章十几篇，编订成集出版，这足以折射出张老文章的深刻学术底蕴。 张先生的写作风格，也极其令人钦佩。他的文章看似平淡，然而只要读上几句，就会被其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文笔深深吸引住，最终被逻辑缜密、平正通达的论述所折服。可以说，张恒寿先生的学问和文风，是近现代学人中的典范，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 悼念张中行先生（2月26日）早起浏览新华网，惊悉张中行先生驾鹤西去，不胜哀悼。我在读大二时，通过班主任门玥然兄介绍，先后读过张先生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对先生的阅历、才华、国学修养很是佩服。张先生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三位老先生人称“未名四老”，1995年9月赴北大进修，曾赴未名湖畔朗潤園相继拜访季先生、金先生和邓先生，但是始终没有遇到张先生，偶尔一次，遇见了张先生的外孙，告知张先生已经乔迁新居，几经请求，却也没有告诉我地址，只好作罢。北大结业时，不免叹息，以后来北京的日子肯定不会这么充裕了，也许今生与张先生无缘，今见讣闻，果然如此，甚觉遗憾！这里谨祝愿张先生一路走好：一代国学大师，千秋历史文章！
附：张岱年谈张中行 [1995年]9月24日晚7：30拜访张岱年先生，转交长立表兄感谢张先生为其著作《哲学的沉思》题词之谢礼，张先生固辞，余再三解释，最后收下保定铁球一副；旋问及张中行先生，张岱年先生云，文革时批斗杨沫，造反派找到张中行，要他交待杨沫的“历史问题”，中行先生说，这可不行，那时她比我进步的多！ 节自《燕园日记》
熊十力勉励张中行读书条幅
“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保姆奶奶八十周岁生日（2005年12月19日）今天（农历十一月十九）是奶奶八十周岁生日，凝视着奶奶慈祥的照片，想起三十四年的往事，心里很难过-------她不是我的亲奶奶，1971年5月，在我出生之后42天，忙于工作的妈妈把我交给老人抚养，一直到8岁，才正式回到父母身边。在这近8年期间，奶奶用她的精神哺育了我，深深地影响了我。手头还有1987年夏天奶奶说话的录音，奶奶说她小的时候学过“耶稣教”，我确信，这是她善良一生的信念渊源之一--------值此奶奶生日之际，含泪问候一声：奶奶，您在天国里还好吗？
挽养祖母联 2004年11月26日 襁褓细抚持，三十四年，遽尔慈容成追忆； 涕泣悲属纩，深恩难报，长留遗恨赋《陈情》。 [注]《礼记.丧大记》:“属纩以俟绝气。” ；晋李密著《陈情表》。 逸泉轩未是稿 • 怀念张恒寿先生张恒寿先生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谁也不曾想到他老人家竟是这样匆匆地和同洁白的飞雪，在这冬意将阑的时节，永远的去了！记得在寒假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老人说他的腿不好，冬天是不下楼的，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到楼下散散步，看看花草，可谁又想到，所有的这如昨天的一切竟已成为永远的过去！伫立在那熟悉的楼前，追思张老的品德和学识，几件往事久久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认识张恒寿先生是在入学后不久，在参观历史系学术成果展览时，班主任门玥然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张先生的著作和人品，尤其说到张老在抗战时期拒绝和日伪合作，以卖字谋生，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心中油然而生敬仰之意，私下准备登门拜访，可又觉得张恒寿先生是享誉全国的一代思想史宗师，自己不过刚入大学门槛的普通学生而已，能和老人谈些什么呢？终于，在一天下午，我揣着一颗怦怦跳的心，按响了张老家的门铃。出乎意料，张恒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当他老人家得知我是八九级新生之后，格外高兴，鼓励我一定要利用好大学的四年时间，要多看些书，把学习搞好。之后，张老问我喜欢不喜欢历史，我说喜欢，为了让老人高兴便又投其所好，说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特别感兴趣，张老听后就让我谈谈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看法。我说：“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有进步的东西，但总的来说他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是没落的贵族代表，儒家总的来说也是倒退的，甚至反动的。” 张老听完就笑了，他问我：“《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你读过没有？”我说没有读过，“那你怎么知道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你怎么知道儒家是倒退的，甚至反动的？”我说：“我读过任继愈先生的《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时张老的神态严肃起来，老人说：“你们年轻人有个毛病，先接受结论或是先下结论后看书，这样不好，要先看书再下结论，这样才有助于做学问，例如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你首先要认真读一读《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这都是研究孔子的基础性的东西，然后从中再去认真分析，不能人云亦云，那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了，你回去后可以先读读杨伯骏先生的《论语译注》和《史记•孔子世家》，这是入门的书，然后再分析分析孔子是不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恒寿先生，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张老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许是对一代宗师的极度崇敬吧，“先看书再下结论”成为我的座右铭，时刻影响着自己的读书和思考。 张老不仅在思想史方面学贯中西，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博才多艺，在书法上也自成一家。我认识张老后，常到家中拜访他，老人偶尔也给我谈谈书法，张老早年受民国初期风气的影响，先临魏碑而后学行书，他的书法古拙苍劲、风骨俊逸，真可谓字如其人。有一次我协助张老给几位朋友写条幅和扇面，也想请张老给题个室名，张老欣然应允，并让我拟好后告诉他。六月下旬，我苦思冥想拟为“逸泉轩”，便马上呈给张老，老人对这个室名颇为满意，当即挥毫为我写下三个大字，写完后，他忽然问我是不是喜欢中国古典诗词，我惊讶地回答说喜欢，于是老人拿出一本《韵泉室旧体诗存》的小册子，在扉页上认真写下我的名字和“作者敬赠”的字样，然后送给了我，老人说：“我是听黄宏荃先生说的，这本小册子是我的诗集，刚刚印出来，送你做个纪念吧。”随后张老让我坐下，和我谈起了中国古典诗词，老人受庄子道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喜欢汉魏六朝特别是陶渊明的诗，思想自由但不失含蓄，平淡质朴而余味无穷，不喜欢近体格律诗和用典过多的诗，接着又谈起了庄子浪漫主义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张老的精辟讲解把我带入了中国古典艺术的长廊，其博学广识令人折服。 “虽然死是无论谁也不愿意遭逢的袭击，然而人类最后都不得不没落在这个陷阱里，所不同者，便是他们在这途程上行走的姿态与步骤，……在这样的行程中，只有那奋勇前进的行者，是真能深的人生意义的人。”这是张老为纪念其表姐石评梅女士所写的《评梅的死》一文中的几句话。而他老人家自己，以在思想史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而卓然成家，不正是“那奋勇前进的行者”中的一员，而最终“真能深得人生意义的人”吗？ 张恒寿先生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和煦的东风已催绽了闹春的花朵，此时，对张老的思念，也愈加深重，我禁不住吟起了老人那首写于二十年代的深沉的《忆故园》：
杨柳丛中半作家，清流一曲傍村斜。 春风不管人归未，开遍故园桃杏花。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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