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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art 张文桂：乌兰夫与保护牧场政策16 juni 笑蜀：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
笑蜀 （本文放弃版权，欢迎转载） 山西奴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令人瞠目，令人气结！自认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对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对丑恶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丑恶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那样的监工，那样的窑主，以及躲在窑主背后的形形色色的后台老板，他们还是人吗？用禽兽来形容他们，我认为一点也不夸张。甚至禽兽不如，因为禽兽不可能这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吃人，并且把吃人形成为一个产业链。 而且他们吃的不是普通人，他们吃的是孩子，是那些乳臭未干，本来应该享受呵护、享受温馨的孩子。他们却被诱骗和绑架到黑窑，在监工的皮鞭下，在狼狗的环伺下，披星戴月地劳作，饥寒交迫地劳作。他们连奴隶都不如，在监工的眼里，在窑主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会说人话的动物而已，不过是牛马而已。 这是比奴隶制还要黑暗、还要丑恶一万倍的黑暗和丑恶。而这样的黑暗和丑恶，竟发生在现代文明世界，发生在当下中国！这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甚至可以说，这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羞辱！！！ 就不提博爱了吧，纵然可以对他人的生死不闻不问，但，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能够容忍自己的孩子落到那样的境地？但只要那样的奴工产业链存在，谁又能够担保，自己的孩子不会突然哪一天从自己的身边消失，而落入黑窑的魔爪？ 那样的奴工产业链，因此不止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不止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羞辱，更是对我们，对看起来与此事似乎不相干的每个人的潜在威胁，亦即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没有哪个人应该置身事外。 不单奴役人，而且奴役少年儿童，这是对人道的彻底颠覆，这是对于国家统一法制的彻底颠覆。这是一场叛乱，没错，这的确是一场叛乱，比打家劫舍更严重的叛乱，跟孙二娘与张青在十字坡开店卖人肉包子一样血腥的叛乱。 这场叛乱显然提示我们，当地事实上已经出于一种紧急状态。奴役罪——这个文明世界最重的罪——在当地此起彼伏地发生而得不到遏制，说明当地已经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治理，甚至已经不再属于文明世界，而已经沦陷了，成了那些吃人的禽兽们啸聚的山林。 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基层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官员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适用举证倒置，如果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不能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当地全部的奴役罪行毫无干系，那么我们就有权利宣布他们有罪，即便法律不这样宣布，我们也有权利在道义上这样宣布，我们就有权利，把当地基层政府、把当地官员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让他们的子孙千秋万代地为他们蒙羞！道理很简单，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没有公权力的配合，是完全无法设想的。 所幸，毕竟是朗朗乾坤，那样的人类毒瘤不可能永远逍遥于舆论的阳光之外，那些令人震撼的黑幕，终于大白。因为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国家机器终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解救开始了，调查开始了。这固然是不幸中之万幸，但是这还不够。如前所述，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这不是普通的法律事件，这在本质上是一场叛乱，这场叛乱威胁着我们的公共安全，威胁着我们的社会秩序，威胁着整个的文明世界！对这样的紧急事态，必须运用雷霆之手段，予以迅速处置！换句话说，既然是叛乱，就需要平叛，就需要动用国家暴力，对所有黑窑如秋风扫落叶予以彻底摧毁！对所有监工、对所有黑窑股东和老板，予以坚决镇压！对于所有后台老板，即便他们躲到九霄云外，即便他们老到风烛残年，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该进监狱的进监狱，该上绞架的上绞架，一个也不宽恕！ 国家的职责是什么？国家的职责主要就是保境安民，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基本尊严！为了每一个家庭的欢聚，为了每一个孩子的欢颜，国家机器的铁拳应该朝着黑窑高高举起，把它们砸成粉碎！！！ 2007-06-15 12 juni 两篇逸响高腾的大文！云耕案：从网上搜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事评论家、新闻专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诤友储安平先生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是上高中的时候，1988年暑假，从县中学图书室借到的戴晴的一本记述梁漱溟、王实昧、储安平的书中读到的。尤其是第二篇，当时读了之后，如临头棒喝，又如醍醐灌顶，对储安平先生顿生敬仰之意，当然读了他的不幸遭遇之后，也是深表同情，和对五十年前那场狗屁“阳谋”的不理解---这不理解今天已经演变成沉默的愤怒了！最近，还读到一篇文章，就是《人民日报》5月18日刊登的实际上充满了对现实哀怨的“我们感到温暖”的那一篇。是啊，你们家是经常不断感到温暖，主人的后事是备及哀荣，那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呢？不知道这家人和有关的别的家人想过吗？思考过右派们家属的感受吗？
一场烂污 25 september 包拯《题郡斋壁》 晚上浏览新闻，忽然想起了宋代包拯的一首诗，大概也是他唯一的一首诗。八十年代河南电视台录制的电视连续剧《包拯》选用它来做主题歌词，可惜，编剧的文化底蕴还是有所欠缺，把颈联第二句“草尽兔狐愁”，误作“草尽狐兔愁”，这是因为不知道这两句的格律应该是“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而导致。这首诗写得艺术水平一般，但于今还是有警示作用，特别是出自包拯之手，就更值得世人特别是肉食者深思而引以为戒了。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16 september 赵俪生臧否学界人物，闻一多朱自清分属两几年前，八十多岁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的回忆录《篱槿堂自述》出版后， 在读书界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传主在书中 对所接触的人物评价上面，不扬恶、不溢美，忠实地记录下个人的眼光与看法。 这样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与过去的那种依附名人、谀词阿世的回忆录截然不同 的。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讲究的是淡泊处世，口不臧否人物，多说好话，少结仇 怨；提倡的是“平生不知解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哪里像这本书的作者，秉 笔直书，口无遮拦的。去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六卷本的《赵俪生文 集》，文集的第五卷是充实后的自传，作者记述了自己的坎坷遭遇，而且“不是 一般的坎坷，而是必欲置诸死地而后快”的坎坷，其中也写到了作者一生中与一 些公众人物的交往过程，夹叙夹议的，又倒像是一部“篱槿堂人物论”。所以， 在读第五卷时，就随手将书中此类文字的随手记了下来，前后整理在一起，做一 些“文抄公”事情，来看看篱槿堂主一生中都接触过那些人和事，作为历史学家 又是如何知人论世的。而其中牵涉到具体的有争议的人物事件，用赵俪生先生的 话来说，就是“‘知我者其在《春秋》乎？！罪我者其在《春秋》乎？！’一切 留给大家评骘就是了。” 张申府 我18岁那年初识张申府先生，记得他身材较高，方脸膛，微胖，穿 一身考究的西服，严整的打着领带，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一次 到他的办公室去，看到他正把两条腿架在书桌上读杂志，这样的架势，像是后来 看到的丘吉尔和尼克松照片中的形象。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是教《逻辑学》的教 授，但当时还“吃不开”，此前却是大人物，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 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 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人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保持着自 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拣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来混学分 的。他的课缴上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有一天，上课从不点名的张先生 突然点起名来，原来他收到一封信，画上有人举枪在向张先生射击。上面，一行 大标语“第三党万岁！” “谁写的？请站出来！”他声色俱厉地说，课堂上鸦雀无声。好半天，张先 生的语调缓和了。“说我是第三党，大概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在此前， 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先生，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先生，那么，怎么来定我 的党派呢？我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一二?九”运动，他是幕后领导人之一，后被捕，清华教授会还通过决议 开除了他。解放后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因发表过“划江而治”的议论，不符合 “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旨，早被“一抹到底”了。1983年4月，曾去看过他一 次，他的记忆已全然模糊，师生一见面，就傻乎乎的问“你四十几了？”已不能 谈什么了。1987年春，我以“交流学者”的身份访问美国，张申府的研究者舒衡 哲告诉我，“划江而治”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申府曾亲口说过，当年李 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有一次毛泽东交来由他缮写的材料， 可能缮写的工整程度令李不满意吧？李叫张转告毛重缮一遍。张回忆说，他非常 客气地对毛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遍。”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出了不愉快的神 色。后来，我读到一本陈伯达的书，说陈初到延安与毛见面，当毛得知陈是从北 平来的，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是一直将张惦记在心的。 俞平伯 九十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 平反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 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 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去听课，繁征博 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 要？！ 朱自清 朱自清佩弦先生，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们同学 办的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到他课堂上 听，一门《陶潜》，一门《李贺》，是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而且讲不出东西 来。我们同学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说“讲出东西来”和“讲不出东西来”，是 老师中间的一条分水岭。 闻一多 真正能讲出东西的是闻一多，第一次见他时印象是厚发清癯、鼻上 架有银丝眼镜的中年人。闻先生在青岛大学任教授时，曾被学生轰过，说他“不 学无术”，这对他是个刺激据说当时支持闻先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在他无窗 室中苦吟着生活烙印的臧克家。闻先生本是新月派诗人，在美国是学舞台设计 的，现在又教起《诗经》、《楚辞》，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 清华就拼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这时候写出来的。他也搞考 据，搞训诂，但比所有的训诂学家都有高明之处，是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 议论，这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一下就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 争着选修或旁听他的课，主要是从他的讲课中窥察他的治学方法，闻先生一下子 在清华园走了红。但他是有脾气的，同学们也都小心翼翼的。他喜欢查类书，我 们也跟着查类书；他讲神话，不免多涉及两汉的谶纬之书，我们也跟着熟悉一些 谶纬。到了西南联大，闻先生的学问来了个大跃进，他通过《周易》研究，把古 代民俗、古代社会经济、甲骨文、训诂文字凝练到一起了，写出了《周易义证类 纂》那样精绝的著作。我中年本是搞“农民战争史”和“土地制度史”的，那是 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晚年，又不知不觉地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 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 我和闻先生之间，除去学业的的传递，还有他对我人格上的的熏陶。我在山 西参加抗日部队时，曾给闻先生写过一封信，向他报告游击队的生活花絮。，他 从云南晋宁用蝇头小楷给我回了一封信。这时候，也正是他学术达到最醇练的时 刻。这封信我珍藏下来，捐赠给先生遗著的编委会了。 赵德尊 具体引导我参加到革命外围的，是赵德尊。他是辽宁人，小矮胖 子，从来不发脾气，是外语系比我高一级的学生，喜欢写一些短文章，笔名罗 白。此人后来成了高岗的秘书长，黑龙江省委书记，《毛选》第五卷中提到高岗 手下有五虎将“张、张、赵、马、郭”的“赵”就是他了。他在1935年组建“左 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有王瑶、郑天翔、赵俪生、冯契……这是秘密组 织，还需要有个公开的名目，于是又组织了“国防文艺社”，又扩大改组为“清 华文学会”。这是一个以“左联”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群众团体，我被推选为主 席，陈国良（即陈落）为副主席。 王瑶 王瑶喜欢搞文艺理论，爱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书，爱写书 评和文学评论与论战的文章，我们叫他“小胡风”。1939年我在陕西乾州教中学 时，王瑶来看过我，他是从沦陷区混在许多山西商人队里到大后方来的，不久以 后，他又到遥远的大西南去拿大学文凭和研究生文凭去了。后来听人说王瑶很恶 劣，他自从被以蒋南翔为书记的清华园支部开除出党后，就回到家乡 “隐居” 起来了，在日本统治下表现很模糊。抗日部队曾找过他两次让他“出山”，第一 次被拒绝了，第二次甚至说出“下次不要再来，家里住着太君，再来就要报告 了”这样的话。可是在《王瑶先生纪念文集》中，却说王瑶当时曾去找过抗日部 队，组织不在，等了一个多月就回家了。当然，兵荒马乱之中，事情会有些周 折，但无论如何周折，这两种说法总不会如此“径庭”。王瑶兄是山西平遥人， 这个地方在政治上与金融上都是不寻常的。这种在操业上和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 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身上。 闻（一多）师母高真女士曾喜孜孜给我们讲过一个与王瑶有关的故事，说有 一天闻老师下课回家，把书包一摔半天才发话：“咳，咳，我真惭愧呀，当了这 些年教授连一个女学生都没拐上手，你看王瑶，才当了一年多国文教师，就拐上 一个女学生跑了！”我们一听，原来是讲笑话。其实，这个“拐”字，有点委屈 了王瑶夫妇，据我所知，王瑶的夫人杜琇女士当时也是冒着生命危险跟王瑶出走 的，因为她的父亲是卢汉手下保卫人员的头头，坚决反对这场婚姻，他们俩是躲 进运送货物大卡车的篷布里，才幸免于难。闻先生用了一个“拐”字，只不过是 “语不惊人誓不休”罢了！ 冯契 出生于浙江诸暨，我们同学常开玩笑，说那是出西施的地方，可冯兄 出自农家，性格内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就不声不吭的啃大本大本的西洋版康德 和斯宾诺莎，很快就被老师器重。冯友兰老师讲《中国哲学史》课，每讲到认为 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 见？”引得我们一教室的人即新奇又嫉妒，整个教室七八十人，你的眼睛就直瞧 得上一个冯宝麟？我们只有“叨陪末座”？从中可以看出，冯契的脱颖而出，已 经被老有城府的冯老先生觉察了。冯契一辈子保有党员身份，但不是一个激进主 义者，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喜欢思维。他的导师是金 岳霖，提起他，今天真是煊赫的大宗师了。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个行动很古 怪、内心很诡谲的老人。在哲学派别上，他笃信美国的逻辑分析主义，在我看 来，这是一条钻牛角钻不出所以然的死胡同。试观死钻数理逻辑的沈有鼎钻成半 疯，就可以思过半矣。四十年代中期，金和冯师徒在昆明一个小村庄里进行了传 承，金的一套本领不但被冯学到了，还察觉到逻辑分析主义的不足之处，但靠自 然科学的方式还不行，还要有人文科学的方法，于是将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 念注入进去，使自己晚年的造诣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年老先生们对“密密密斯 忒儿冯”的估量没有落空，真的出台了一个大角色！ 荣高棠 现在是大人物了，当年叫荣千祥，专门领导大家唱歌演戏的。北平 有一种行当，叫卖梨膏糖的，叫卖的调子特别优雅婉转，荣千祥学来了，编入了 救亡内容，大家都爱听。久而久之，“荣千祥”三字转晦，“梨膏糖”三字反而 无人不知，他后来的“荣高棠”二字，实由此而来。 蒋南翔 在一二?九后期，记得蒋南翔到我房间来。他说，“你人很诚实，在 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 组织的保证。”我明白了。他是在启发我，要我提出参加党的申请。我说，“容 我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我去找他说，“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 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 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 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 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 子呀。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 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也不找我了。 嵇文甫 1946年冬，我到开封河南大学拜访文学院院长、文史系主任嵇文甫 先生，此前，我曾读过他的一本《左派王学》。嵇先生跟北大、清华我常见的西 服革履的教授们完全不一样打扮，他长袍马褂，翁头棉鞋，一派理学家的装束。 家里一切清简，不讲究摆设，也没多少书籍。但他谈起学术来却有滔滔之势，记 得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借用《世说新语》中的话来形容他，“吐嘉言如锯木屑，霏 霏不绝。”当时嵇先生由于思想新颖，正受到种种限制，当时他所住院落的临街 墙上，就刷着伪河南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 正在苦闷寂寞之际，我们一连谈了三夜，“引为同道”。记得他讲的是孙奇逢， 我谈得是“关中三李”，这两个话题结合在一起，不就是一部17世纪的北方文化 史吗？第二年我到该系任教，《明清思想史》是嵇先生留下的课，我接着从黄梨 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讲起，后来发表的《清初四大学派》，就是那时的 讲稿。 嵇先生河南汲县人，北大毕业，三十几岁时去过苏联，所以不喜欢琐琐言 教，他的学术路子很大，于学无所不窥。他常说，他不是不会作考据，但对许多 琐节考据家很瞧不起。他曾经冯友兰引荐，在清华、北大讲过课，但对当时赫赫 负盛名的“诸沈”、“诸马”很不抱好感。这样，他又回中州来了。嵇先生晚 年，几乎全部从政，颇有意于“政术学”的研究，身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 南省副省长、郑大校长等职，而迄未见留下成品。 范文澜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革命 大学合并而成的，改组后两人任副校长，由吴玉章担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原籍浙 江，因祖上在河南汤阴做官，所以生活习惯上是北方人的味道。多年来，他是在 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可由于赋性偏激，所 以早在共产党“左”以前，他已经“左”起来了（这一点与鲁迅相似）。他写文 章骂孔子，骂宋明理学，骂朱熹，骂佛学，都很偏激。到延安以后，他很受尊 重，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到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 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 话。范老在延安就写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我曾有缘读到本书的初版本（而 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本）。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问题是像 配方一样，这残暴荒淫与无耻究竟应该占多大比列？它是不是历史的全部？除此 以外占更大比例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美好的希望与前瞻。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在背 后叽叽喳喳，可我把它带到了长春，经人揭发，后来成为一条罪状。 成仿吾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 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 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 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 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 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 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 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 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 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 “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 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的等他回心转意，替苏 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 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 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叶丁易 安徽怀宁人，在蒋管区时他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比较大个的民主人士，给人一种“第一号人物”的印象。他可能有些自命不凡， 脱离群众，所以四周的人对他有些闲言碎语，如说他找吴玉章校长要求配勤务 员，如说他批评范老的《简编》，只不过是拾掇自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等 等。开国之初，他到苏联讲课，因脑溢血死在莫斯科大学了。 荣孟源 最妙的人儿数他了。他属河北沧州盐山的荣家，是大家。他应是最 老的党员，可当时不是，党籍被开除掉了。这不能不追溯到延安时代，那时他是 延安师范的教导主任，延安师范奉中央命令，校址要与西北局调换，学生们不同 意，荣的“小农意识”也出来作祟，“为什么我们辛苦一场的打好的窑洞要让给 高麻子？”于是兴起风潮，教员罢教，学生罢课，由荣执笔起草了《上毛主席 书》。隔一日，毛的批示下来，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群众欢腾了，“毛主 席都说西北局岂有此理嘛！”谁知周扬到来，代表边区教育厅宣布延师解散、停 课整风，荣孟源停职反省。老荣的党籍就这么丢掉了。所以他满脑子装着“老革 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这一类牢骚话。 何思敬 是另一位相当妙的人，他曾是中央派驻李宗仁那里的代表，这种身 份是很高的，如南汉宸就是派驻杨虎城那里的代表。何那时老了，替他设了一个 “国际法研究室”，只他孤单一人，纯是“因人设事”的性质。记得每在大院子 里开会，一班人蹲坐在地上，独“何老”让勤务员搬一架圈手椅，每当辩论到问 题焦点时，他总是挥舞双手，高声喊着“这是个原则性问题！”黄华是他的女 婿，听说晚年就住在外交部长家里。 王绵第 也是怪人，他的儿子是鼎鼎大名的作家王蒙，他晚年就住在文化部 长的家里。此人与张岱年似乎是老朋友和好朋友，因为张的《学术自传》里几次 叙述到王绵第，张的划右派言论里有一条说，王的历史早已交代清楚，交代清楚 可以不批不斗，但北大在“三反”运动中又把王绵第斗了，张替他鸣放了一下， 就化为右派了。王这个人德文极好，只是按照北京人的说法有些“鼬”。 王献唐 王先生是山东日照人，他的学历，只是青岛德国人办的礼贤学院， 而且学的是工程，他平生的学术成就，都是以家学渊源为基础而自学起来的。献 唐先生在抢救文献资料、文物上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是不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 的，更不为刚刚入城的那些枪杆子干部所了解。如《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之一 种，1930年有海源阁藏书楼散出，各书肆包括日本书商争相抢购，当时阎锡山的 晋军又打入山东，献唐以一月的俸钱于“炮声隐隐，市语仓皇”中购归，以免书 流域外。再如，乾嘉间的《诗切》与《同文尚书》，学术界多年只闻其名，未见 其书，每每引以为憾。其家藏稿迟至卢沟桥事变后始愿求售。献唐先生辗转寻 觅，抗战时又运转后方四川万县租赁十数山洞贮藏，始得以流传后世，有了今天 齐鲁书社之影印本行世。还有，南宋末年的内廷供奉汪水云，曾随二帝北掳，遗 诗240首，是一部南宋亡国的诗史，历来各家流传的本子很多，献唐先生约集当 时学者柳诒徵、王重民等，合力校勘，终成佳本流传于世。又如，清道咸年间山 东莱阳学者周梦白的《倦游庵椠记》，其书稿也是由献唐先生以900银元买下运 往四川万县山洞内得以保存下来的。 王献唐有癫痫病，曾在北平协和医院做过开颅手术，偶然犯病时会猝然摔 倒。他赋性狂气，情趣幽默，经常放口臧否古今人物，妙语连珠。但由于他的堂 弟王崇武是解放前济南市市长、军统局的济南站站长。为此，我常常看到献唐先 生受到纠缠盘问的麻烦，他猝然倒地的次数也就愈来愈多。这对一个老学者来 说，实在是一种摧残。 何干之 广东人，因写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 论战》二书而知名。他是老党员，但每逢运动他都是“运动员”；运动一过，又 立刻是“红色教授”的尖子；可下次运动一来，他又是“运动员” 了。这一 点，我终身不明白。他在史论结合上，给了我不少教益。文革后期，得知何干之 在北京郊区苏家坨公社劳动时，因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撂下手中的铁锹，躺在公 路上就死去了。呜呼…… 郭沫若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 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 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 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 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 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 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 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 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 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 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 出来 “立此存照”的。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 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鋆，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 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 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 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 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 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 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 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高亨 高亨先生是东北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首届毕业生，跟王国维先生精 研经籍训诂之学，对《周易》有精湛的研究，主张研究《周易》一定要把《经》 《传》分开，互不干扰。高亨除去《周易》外，还长于诸子之书的训诂。找训诂 学者，除唐兰之外，就数他了。可是高亨有严重历史问题，那就是他在蒋介石快 完蛋的前夜，担任了东北戡乱委员这个职务。真是搞起学问来那么聪明的人，在 政治面前，竟如此糊涂。他还亲自到东北来“莅”了一次位，看到炮火连天，事 无可为，才狼狈跑回了重庆。解放后，他要回东北桑梓服务，未获准。只好另投 青岛，被山东大学的华岗校长聘用了。 华岗 现在距离华岗死在济南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30多年了，平反昭雪的 会也早开过，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7年清华地下党秘密传播的一本小册 子《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著者就是华岗。他是一个 学者型的人，长期在白区工作，当年从国民党反省院一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 日报》总编辑，但围绕他的一生，一直还是众说纷纭。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 坐了23年的牢，而其中十五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牢底。他是 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个夫 人与他是同志，还同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三个人，另一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 名作家，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时期，华岗被逮捕，他的夫人 正在护理患病的邵荃麟，结果同志的爱转变成夫妻的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 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两个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文革期间，华岗在 监狱里与杀人犯、盗窃犯睡在一起，而且还要受这些人斗争殴打，最后死在一条 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 股恶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 韦君宜 原籍湖北，家在天津，原名魏蓁一。人极聪明，个儿偏矮，不漂 亮。抗日军兴，她嫁给了也是我们同学的孙世实。不幸，孙很快在一次敌机轰炸 中遇难了。她又嫁给了杨述，即杨德基，也是学运起家的大人物。1987年，已有 五十年不通音讯的韦君宜来信，寄来一本《一二?九运动史要》，嘱我读后写一 书评。我的意见集中在“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上，我认为不 应该再给哪些活着或死去的人头上扣这样的帽子。他们不过是革命阵营中个别的 “持不同政见者”，是革命列车在半路上下车的旅客；但他们当年都是极优秀的 青年，并且洞察了“左”倾关门主义之危害的人。在反关门主义的时候，他们可 能有过游离大局的一偏之间，这在今天是允许的。我把这些意见，直言不讳地写 给了韦君宜，她回信说——“你哪些高见自然无法发表。”“因为我们搞这一本 书，非个人一家之言”就是说，这本书是代表组织的，故难以容纳个人意见。由 此，我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又一次受到了教育。 丁则良 学运时，有两个领喊口号的人，其中一个是历史系的丁则良。1953 年在青岛，握手时握到了他，他已是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我说：“我们不仅是 清华十级的同班同学，还是一二九运动中手拉手的战友哪！”他突然低下头压低 了声音说：“惭愧，我走了弯路！”这句话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丁曾进 入组织又因政见不和退了出来，后来又知道他有一段在针对新中国的外国电台干 过。1957年春夏之交，他从巴基斯坦参加全世界史学年会飞回北京，东北方面已 经派人守候着，叫他回校交代问题，那时，他住在周一良家，留下一封遗书，就 投未名湖自绝了。丁死后，东北人大还开了定案批斗会，丁的胞弟丁则民教授还 登台批判。这种现象一点不奇怪，川大蒙文通教授死后的批斗会上，由蒙的儿子 蒙默登台批判；在晋西北兴县的土改大会上，用绳子牵着父亲的鼻子拉着游街的 是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冠荫，其父是当地的首富，开明绅士，在县 城有四万白洋的买卖，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解放后，牛冠 荫曾任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 童书业 是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的人。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 弱点，就在一个“怕”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空袭，怕传染病，怕 癌，怕运动。还有人补充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这里的运动，是指政 治运动，每次运动前奏的吹风会后，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肃反时， 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童书业是其一，说他有血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 共产党员。我知道童先生看见杀鸡都吓得捂着脸，怎么会一夜之间杀一千个共产 党员呢？运动收尾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我妻子正在午睡，我三岁的女 儿意外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此人正是童书业。原来他有一份厚厚的 “交代材料——童书业供状”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又想索回毁掉，可 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子，就出 了这怪相。他的“交代材料”说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大陆很久很深 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上海 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其中还有一句是 “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他既害别人，又害自己，是精神变态的铁 证。 就在蒋介石叫喊要反攻大陆的那年，童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了，他找到当时山 大历史系的党支部书记，说：“他们来了，首先要抓我，用枪口对准我的胸口， 要我带他们去搜捕共产党员。你知道我是胆小怕死的，我不能不带他们去抓你。 但我和你约好，当我到你窗口时我拼命咳嗽，你听到后马上躲起来就是了。”这 简直是比小孩还幼稚的话语，可文革一来，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童书业有 变天思想。”在山东大学“牛鬼蛇神”拔草时，别人都是蹲着拔，红卫兵只允许 两个人带板凳，一个是冯沅君，因她是小脚，另一个是童书业，因为他有病。到 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是躺着拔的。童死后，还有人幸灾乐祸地说：“又替人 民节省了二百多人民币！” 杨联陞 是高我一届的大学同学，在学校住一栋宿舍。1987年我作为访问学 者到美国，别人告诉我，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 员。电话里，杨用中国话说：“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 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 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来，我老了，接待不动，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 你呢？”我告诉他，这些都无所谓，但我困居旅馆，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 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杨发话了，电话里声色俱厉：“又不能吃 西餐，又不能打电话，我问你，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到美国 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忍不住了：“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可是你先出口的，下面就要容我来说 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二人在清华门口说过的几句话。你说这 一来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去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的鬼子，弹片至今还 留在腿里；可是你却在中美处于既不友好的时候跑到了美国，替侵华军师当了军 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在美国，还见到杨联陞的一部论文集，胡适写得 序，好大的口气，说他的文章都是英文写的，是由他的弟子某某教授翻译成中文 的。 04 september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节自《红楼梦》第四十一回） 当下贾母等吃过茶，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妙玉忙接了进去。至院中见花木繁盛，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靖眉批：尚记丁巳春日谢园送茶乎？展眼二十年矣。丁丑仲春。畸笏。】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一壶茶。宝玉便走了进来，笑道：“偏你们吃梯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飺茶吃。这里并没你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靖眉批：妙玉偏辟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瓜州渡口劝惩不哀哉屈从红颜固能不枯骨各示□。】（按：此批甚不可解。周汝昌校为：妙玉偏辟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 现 渡口，各示劝 ，红颜固［不］能不屈从枯骨，［岂］不哀哉。妙玉偏辟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 现 渡口，红颜固［？］屈从枯骨，不能各示劝惩，［岂］不哀哉。戴不凡校为：［乃］妙玉偏僻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瓜州渡口屈从，各示劝惩，［岂］不哀哉。红颜固［不］能不［化为］枯骨［也］，［叹叹］！小子愚见：此妙玉偏僻处，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瓜州渡口屈从，［岂］不哀哉。固是劝惩，红颜能不［为］枯骨！以“固是”“各示”为各本因吴音相混错抄之一例。）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他嫌脏不要了。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杏犀□”。妙玉斟了一□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海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庚辰双行夹批：茶下“糟蹋”二字，成窑杯已不屑再要，妙玉真清洁高雅，然亦怪谲孤僻甚矣。实有此等人物，但罕耳。】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 该 批：玉兄独至岂真无茶吃？作书人又弄狡猾，只瞒不过老朽。然不知落笔时作者如何想。丁亥夏。】宝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是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蒙侧批：妙手层层迭起，竟能以他人所画之天王，作纵（？）神矣。】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 该 批：黛是解事人。】
25 augustus 中共良心胡耀邦文/特约撰稿员 王永治
据香港媒体9月报道，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中共要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大陆少数媒体因此在最近一两个月谨慎地发表了一些回忆和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与图片。 胡耀邦之所以令人怀念，除了改革急先锋的功绩，就是他的执政作风和为人处世的风格。已经披露的有关胡的回忆资料显示，胡的民主化、个性化、平民化的风格，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打破了谨言慎行、不露声色、胸有城府的官场禁忌，以至于常常被笑为天真、随意和理想主义。 《炎黄春秋》月刊在今年第11期上刊登了15篇回忆和纪念胡的文章，撰稿者都是与胡有所交往的中共元老，包括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郝怀明。这些文章，对胡的政治品德和人格都有生动的描述和高度的评价。 最民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撰文说：“在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想，用这16个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丰功伟绩，千古流芳’概括他伟大的一生。耀邦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而且越来越深地怀念他，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呢。因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田纪云说：“胡耀邦不仅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还主张政治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 田纪云回忆，凡是胡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没关系。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中央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胡争论起来。事后，胡却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还多次对田纪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田纪云的说法得到多人印证。 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1982年参与中共十二大的筹备工作，直接受胡耀邦的领导。李回忆：“记得我向耀邦做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个原来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在‘文革’中欠了账，当年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3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 十二大之后到1984年末离职之前，李锐有时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目睹了书记处开会的情况和胡耀邦如何主持会议、如何处理一些事务。李在上世纪50年代末兼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后被打倒。他回忆：“1958、1959两年，我也列席过中央的一些大小会议，曾亲眼目睹过毛泽东执政时的情景。（胡的风格）使我感到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言堂开始变为群言堂了。总书记在人们面前是平等的一员，他个子矮，有时发言似乎比别人还短一点。” 李在大陆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中说，自己1982年刚跟胡耀邦接触，感到他很是平易近人，可以随便交谈。“多年来，同党内居高位者接触颇多，使我有如此感觉的，除黄克诚外，耀邦是第二人。” 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的杜导正撰文回忆，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时，每周两次召开例会。每次，胡自己先讲40分钟左右，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胡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做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发言，他都虚心听取，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 杜导正认为：“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是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回顾我党有关历史，令人感慨万分。”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2004年出版的一部描述中国改革历程的专著里透露，当年与胡耀邦共事的一位国务院领导这样评价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 像田纪云一样，多数纪念文章都用了“最”、“罕见”的字眼来评价胡耀邦。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评价胡耀邦说：“不论处于何种位置，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喜欢随意交谈，讲心里话；同时能虚心地听取人家的意见；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工作中最重视实情，常往下跑，曾经发誓要走遍全国两千多县（大概完成了一多半，此举却受到讥评）。晚年身体不好，还去过西藏。” 任仲夷说：“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 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认为：“胡耀邦年轻时就以勤奋好学闻名。他刻苦通读马恩全集，反复研读其中重要著作，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胡耀邦在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几年中，是青年团历史上最活跃、最生气勃勃的时期。”“1977年～1987年的10年是中华民族中兴、最生机勃勃、最有希望的时期，也是耀邦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 我就是想造成一种让人说话轻松的空气 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说，耀邦这个人，无论是在下面，还是开书记处的会，我们的感觉，他始终是一个可以相互交谈的领导人，他始终是跟大家在交流。他脑子里想的问题，生气的事，高兴的事，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透明的人。这种风格，在他领导青年团时期我们就听说了。这种风格，在党内本来应该是非常正常的。 朱厚泽回忆说，他是解放前入党的，那个时候地下党的领导人跟他们这些小家伙在一起，都是非常亲切、非常平和的，大家可以一起交谈。 他说：“我们这样的人对耀邦的领导风格，感觉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可以跟他商量，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有人就说耀邦讲话很随便。我觉得，领导人也是人，他的思想也需要和群众、干部交流。” 朱厚泽说：“我觉得耀邦的风格，我和我们许多同志能够接受，也是开一个风气，说明领导人也是人，不是神，领导人的思想确确实实出自他自己的思考以及和大家的交谈。耀邦这种领导风格，就真正形成一种民主政治条件下，老百姓、干部、知识分子相互对话交流，共同讨论问题的气氛。我认为这是他民主思想的一个外部表征。” 朱厚泽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说：“耀邦的出现，对于始终不忘革命初衷的老共产党人，是一个精神的安慰。耀邦的出现，对于怀抱自身理想信念的善良的人们，也带来了某种幻觉。” 高干家庭出身的元元（女）和延滨夫妇与胡耀邦一家有深交，并在胡的最后2年多时间里常常陪胡聊天，排遣苦闷。有延滨夫妇俩口述、历史学者邢小群整理的实录《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在《老照片》丛刊上发表。10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转载了此文。据元元透露，胡耀邦对自己说话随便这一点有自己的解释。他说：“我就是想造成这么一种让人说话轻松的空气。不要让人不敢讲话，人人自危，诚惶诚恐，怕一句话说错有麻烦。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说话可以随便一点。说话随便了，气氛轻松了，每一个人也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提不同看法。不要什么你都是对的，你一讲话，别人就不能怀疑，不能反驳。我们的人要都是这样，弄不好就会带来灾难的。这样的教训不少了。” 元元认为：胡耀邦脱离了从古到今的专制意识。“他的人格更趋向为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人格，不封闭，用现在的话说，是和世界接轨的。” 我就够可怜了 1986年，胡耀邦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主张反左的人坚持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反右的人坚持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胡多次请示邓小平后，保留了第一种说法，没有使用第二种说法，使决议达到某种平衡。 当时的起草组成员郝怀明撰文《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回忆：“胡耀邦的情绪显然非常高兴。他感慨地说：我是‘左’右夹攻啊！我们党要讲是非，不讲关系，看脸色。讲关系，看脸色，我们党还有危机。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不打棍子，不重复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我们受‘左’的干扰，也受右的干扰，‘左’激起一些人往右走，右激起一些人往‘左’走。我们没有上当，步履艰难。这几年，把一些年轻人吓得不得了，很可怜，我就够可怜了。为党的事业嘛，兢兢业业，有什么不得了！” 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建议给胡写传记，并在纪念文章中提供了两个特别具有胡耀邦个性的细节—— 1980年代初期，如何让农民自发进行的农村改革在政治上获得通过，曾经使胡耀邦大费脑筋。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再加上“农村”两个字。这样，便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他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他立即坐下来写下这几个字，高兴得自己对自己笑起来。 上世纪40年代，康生在延安指导抢救运动，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把众多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和地下党员打成特务。胡耀邦做了个试验，试着用“逼供信”的办法，使两个他十分了解的历史清白的青年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他把这个试验告诉了毛泽东，毛才决定在抢救运动中采取“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政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活在人心便永生 李锐与胡耀邦有很深的交往。特别是在胡辞去总书记职务后，李锐曾与他有过几次有深度的长谈。最后一次长谈是在1989年4月5日，胡向李锐谈到涉及对自己评价的10个问题。10天后，胡去世，这次谈话因而具有了遗言的性质。2000年8月，李锐撰写了《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将胡几次谈话的内容公之于众，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研究胡的权威史料。此外，李锐还撰写、发表了多篇纪念文章。 在今年给《炎黄春秋》写的文章中，李锐说：“16年前，耀邦溘然长逝。我在悼文中说过，这是当代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的很大不幸。其实，我还有一句话当时没有说而后来常与人说：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 “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普世价值。” 李锐认为：“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不说绝无仅见，至少是鲜见的。这难道还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据元元和李锐回忆，1987年1月，胡耀邦下台后，曾经闭门谢客，用3个月时间调看了所有自己以前的讲话和与自己有关的文件，感觉没有什么错误。他还在几个月里不看电视，专心读马恩全集，做了一些笔记。后在元元的劝慰下，开始恢复与故旧的交往。 1988年，胡耀邦到湖南、广西休息。到张家界游览时，成千游人挤在路旁，争相与胡握手，要求留影。结果到南宁后，他就不出去了。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当晚，李锐写悼诗一首： 天下奇冤已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田纪云、李瑞环深拜号啕 胡去世5周年前后，《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胡的照片和白话诗，同时邀请新华社老记者戴煌撰写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系列文章。自此，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报刊逐渐增多。1998年，戴煌的文章结集成《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在大陆公开出版，顿成畅销书和长销书。2004年7月，该书修订版出版，作者写了修订版文前序语，透露了大量政治信息。 胡耀邦安葬在江西省共青城的富华山上，山上的胡耀邦陵园已经成为当地的名胜。这座城市由部分青年于1955年在鄱阳湖畔创建，得到胡的支持。戴煌披露，胡耀邦陵园1990年3月15日动工，12月15日建成。当天，在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的陪护下，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敬捧其父的骨灰盒安葬于陵园。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发表了讲话。戴煌形容其讲话动天感人。 陵园建成后就向全国各界人士开放。到1999年4月，已有200多万人前来瞻仰，每年平均有30万人左右。 戴煌还透露，中共许多前任和现任领导人都瞻仰过胡的陵园。1991年和1992年，朱镕基两次来访。其他先后前来拜谒的高官有（按时间顺序）：李瑞环、胡锦涛、乔石、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平、宋平、田纪云、胡启立、李铁映、吴官正、曾庆红、宋健、布赫、钱伟长、雷洁琼、李德生、廖汉生、张震、白纪年、荣高棠。知名人士有朱伯儒、张海迪、蔡振华等。“有人多次前来拜谒，田纪云、李瑞环更深拜号啕。” 胡耀邦似乎与一些老将军特别投缘。戴煌介绍，199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0周年当天，94岁高龄的吕正操老将军坐着轮椅前来祭奠。陵园入口的富华亭上，有老将军肖克的题字。 王元元夫妇回忆，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下台，17日，老将军万毅让他们夫妇带话给胡耀邦：“耀邦同志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现在是我们的总书记，将来还是我们的总书记！”胡听到这话很感动，后来回赠万毅一幅字：“赤胆忠心，无私无畏；钢筋铁骨，长命百岁。” 29 juli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25 juli 野狐听禅录之一：关云长发家史11月29日 雪初霁 刘桂生教授 历史常常把一个人变成一个神。 普通人绝大多数是死了就死了，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的生命，历史生命，开始于死后，死后命运与生前名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就是死后还有生命的人，甚至死了六七百年之后，再往后的人渐渐分不清哪些是这个人物生前的东西，哪些是这个人物死后才“发展”出来的东西。 中央领导，如王震，打仗出身，文化不高，评价三国人物，分不清《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蔡畅回忆录在四十六年之后发生过一次，写的是“工学世界社”，说是1920年2月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在巴黎成立的一个组织，实际上当时赵世炎在北京，4月抵达上海，周恩来在天津监狱，王若飞在国内，蔡和森刚到巴黎下船不久。后来一查，是一位作家帮助修改的，“那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应该这样……”，实际上四个人并不认识。还有一位老同志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说周恩来、蔡和森1920年2月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散步……。 传说成了历史。 这涉及到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回忆者口授，两个写作班子润色文章不丰满的地方。引用史料本有争议，把关者只看政治，没问题，可以发表。结果，有的人物有加有减，有的人物多加，有的人物减的多。有的朋友在传统中变成了敌人，像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老庄本不相干，也连在一起了。 有的历史人物，如杨雄，减的多；亚圣本来是颜回，唐代变成孟子；军神本来是姜子牙，后来太老了，退休了，因为他身上没有“忠”-----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历史命运也是不断变化的，----宋代以来需要忠君的人。 如何了解宋代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前所未有、大规模的文化整合时代----唐代是开拓，宋代整理----以至于今天我们仍打着宋代的烙印，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的社会科学都受宋代影响。 不能用科学主义来治人文科学，否则就是骗子。不同学科不能串用：如搞煤矿开采，不一定用“空气动力学”。前几年“应用史学”、“应用哲学”流行，不是好意，就是浅薄，特别是领导一讲话，马上应和。这是自然科学侵入社会科学的表现，这股风美国一刮，中国就有人要“保持一致”。 基础、应用，中间试验三种根本不同。 人文社科背着一个“十字架”：文化的民族性，是纵的；文化的时代性，是横的，这是学科决定的，人文科学是“体用不二”的。 有史学的应用，绝没有应用的史学，哲学也是一样。 好了，现在拉回来，汉学、宋学，这两个朝代文化整合工作的成绩卓著，关云长是整个文化整合工作中的一部分。 唐末五代大乱后，要在武将中造出一个终于统治者的典型人物，开玩笑的说，要在“军队干部”中找个圣人，具有统治阶级所学要的“模范人格”----一个具有种种美德（理想人格）的人，实际上是制造第二个圣人----武圣人，这样便找到关羽。 首先的前提是，刘备按血缘确定了正统，这样关羽的好运就来了，他本来有污点，投降过曹操，但“降汉不降曹”，可实际上解释不通。 武神本来有一位，姜子牙姜太公，正统确定后，姜太公不吃香了，退休了。姜太公又老又涩，形象也不好看，没有号召力，关云长多威风，而且： “路线决定后，干部决定一切”， 这是斯大林讲的，苏联当年、还有毛主席都是这样做的。 姜子牙没有路线附身，他路线觉悟不仅不高，而且过时了，他又没有读过《春秋》，不懂儒家学说，宋代以后是儒家复兴的天下，干脆撤职吧，或退休吧，应该是离休。 这样，欧阳修确立儒家史学地位，关云长慢慢上台了。 关云长本来是“汉寿亭侯”； 北宋末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追封关羽为“忠惠公”，爵位升了一级，成了“公”级干部；（《宋会要辑稿》作“崇宁元年,1102年12月，封“忠惠公”） 崇宁三年（1104年）拉入道教，封为“崇宁至道真君”（皇帝是教主，称道君皇帝）； 大观二年（1108年）封为“武安王”，成为“王”级干部； 宣和五年（1123年）加“义勇”二字，成为“义勇武安王”； 南宋时，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武安王”； 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加封“英济王”，十四年(公元1187年)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朝时，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朝,太祖洪武元年(恢复原封“汉寿亭侯”，二十七年(公元1374年)称“汉前将军寿亭侯”。 武宗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赐庙曰“ 忠武”。 神宗十年(公元1552年)，封“协天大帝”，十八年(公元1590年)加封“协天大帝护国真君”，三十三年(公元1665年)崇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清朝，世祖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礼部钦奉圣旨避关羽之讳， 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改谥“神勇”，三十三年(公元1763年)加谥“灵佑”，封号为“忠义神灵佑 关圣大帝”。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加封“仁勇”。 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加封“威显”。其封号最终成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未完待续。22 juli 黄道让诗一首《重登岳麓》万壑风来雨乍晴，登高一览最忪惺。 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 我发实从近年白，此山犹似旧时青。 读书老友今何在，古木秋深爱晚亭。 此诗乃恩师宏荃先生曾祖、诗人黄道让所作，其颔联镌刻在岳麓山云麓宫上百有余年。毛泽东主席早年在湖南长沙一师读书，经常登岳麓山，对此联甚为属爱。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致周世钊的信里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附录：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 泽 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唐，谭用之 黄右昌先生《梅花十首》
之一 探梅人住阖闾城，酒在吴缸第几罂。 萼绿殷勤司管领，罗浮消息梦分明。 嫩情微笑如新妇，豪饮对君去老兵。 好是峰回山缺处，寥天一鹤写双清。 之二 超超玄箸冠群芳，出世浑如太古装。 开到山阴尤峭拔，纵非海样亦琳琅。 蜜蜂珍重含芭蕊，蝴蝶驮留隔岭香。 堪笑乐天评错误，榴花当作百花王。 之三 生成傲骨远荆榛，福惠几生结净因。 天上有风吹白玉，人间无地着红尘。 粼粼钓渚弓新月，寂寂寒林卵早春。 疏影暗香何处是，寺边窣堵酒边津。 之四 不斗繁华不斗奇，天然韵味迥然姿。 除开白雪非知己，倾倒黄封有几枝。 生长山林原自在，同沾雨露本无私。 逋翁去后髯翁邈，千载遥遥我赋诗。 之五 纸帐铜瓶夜不眠，惹侬吟兴入云天。 种来净土无非道，参破尘根即是仙。 玉骨修成香海雪，冰魂冷到佛堂烟。 株株百八牟尼子，遮没乾坤转妙年。 之六 木末高悬百宝幢，庄严色相本无双。 清标过眼宵成梦，春意无形早渡江。 乱洒寒香风亚雨，斜横晴昊鸟窥窗。 笑颜不用寻檐索，短笛声声弄几腔。 之七 占今扬州二月分，句吴於越万重云。 装成额点佳人面，赋得神传宰相文。 海阔无蛟来亥既，天寒有鹤守辛勤。 超山底事留遗恨，肠断千年一炬焚。 之八 野人村落本幽居，赢得淡宁到草庐。 细雨关山魂断此，小桥野水趣何如？ 谁怜脂粉无颜色？我与离骚补子虚。 肯共桃李争颜色，最清峭处是枯疏。 之九 影落溪涧卧浅沙，添来整整复斜斜。 品为寒士真高士，天与山涯傍水涯。 偶折一枝逢驿使，遥瞻九澧指侬家。 瑶章翻作鼓吹急，只把梅花当国花。 之十 欲拣繁枝故故寻，插瓶簪帽涤尘襟。 已空岚彩千峰远，不管樵踪一径深。 风细才知春有脚，夜阑只觉月同心。 偿吾祖债淡何易，为汝竹窗费晚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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